沈岳案一审在深秋一个阴沉的上午开庭。
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座无虚席，旁听席上除了双方家属、媒体记者，还有不少汉东大学自发前来的师生。
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陆亦可一身藏青色西装套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坐在辩护席上。
她的侧脸线条紧绷，面前摊开的案卷边角已经被翻得微卷。
公诉人的指控条理清晰、证据确凿：监控录像清晰显示沈岳持刀尾随陈和教授，在人来人往的校园外街道上突然袭击，连续捅刺三刀，致陈和重伤倒地。
经鉴定，陈和肝脏破裂、脾脏损伤，构成重伤二级。
作案工具上的指纹、现场目击证人证言、沈岳本人的有罪供述……证据链完整闭合。
“被告人沈岳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公诉人的声音在肃静的法庭里回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考虑到作案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建议法庭从重处罚。”
轮到陆亦可发言时，她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她站起身，深吸一口气。
“审判长、审判员，”她的声音清晰平稳，带着职业律师特有的冷静，“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沈岳确实实施了伤害行为，这一点我们予以认可。”
旁听席上传来细微的骚动。
“但是，”陆亦可话锋一转，“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被告人在案发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在校期间表现良好，本次犯罪系初犯、偶犯；第二，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良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本案存在尚未查清的作案动机。”
她转向审判席，目光坚定：“被告人与被害人系师生关系，此前关系融洽，无任何公开矛盾。被告人为何突然对赏识自己的导师痛下杀手？”
“辩护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本案可能涉及第三方因素，但因客观条件限制，关键证人目前无法到庭。辩护人恳请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被告人可能遭受了不为人知的精神压力或刺激，给予从宽处理。”
她提交了精心准备的量刑辩护意见，着重强调了沈岳一贯表现良好、认罪悔罪态度诚恳，以及案件可能存在的“隐情”。
然而，在铁一般的客观事实面前，这些辩护显得苍白无力。
休庭合议后，审判长当庭宣判：
“被告人沈岳犯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考虑到作案地点为公共场所，社会影响恶劣，且被告人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本应知法守法，却选择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主观恶性较大……但念其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确有悔罪表现，酌情从轻处罚。”
审判长顿了顿，宣读最终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沈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法槌落下。
沈岳的母亲在旁听席上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瘫软在丈夫怀里。
沈岳本人则面无表情，只是在被法警带离时，回头看了一眼辩护席上的陆亦可，那眼神复杂得让人心碎。
陆亦可收拾着桌上的材料，手指有些发凉。
七年——
这已经是在现有证据下，她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但她心里清楚，如果蔡心岑能找到，如果能揭开陈和的真面目，也许……
“陆律师，”一个记者挤了过来，“作为辩护人，您对七年刑期怎么看？有人认为判轻了，您觉得呢？”
闪光灯亮起。陆亦可抬起头，面无表情：“尊重法院判决。我的工作已经完成。”
她快步走出法庭，将那些追问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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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风暴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本地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刊发了题为《高材生刺师案宣判：七年刑期背后的辩护博弈》的报道。文章详细梳理了庭审过程，并在最后一段加了这样一句：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辩护律师陆亦可，系我省副省长赵东来的妻子。据悉，陆律师此前曾任职于香港知名律所，近期才回汉东执业。”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千层浪。
网络上的议论迅速变味。
“怪不得能判七年，原来有这层关系。”
“副省长夫人亲自辩护，这案子水真深。”
“呵呵，特权阶级互保罢了。”
“陈教授真可怜，被学生捅了，凶手还有人保驾护航。”
更有人翻出了陆亦可当年在汉东检察院工作时经手的几个案子，捕风捉影地暗示她“一贯喜欢给罪犯辩护”。
君和律所的前台电话再次被打爆，这次的内容更加不堪入耳。
陆亦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开着社交媒体页面，那些充满恶意的评论像针一样扎进眼里。
许淮敲门进来，脸色也不好看。
“陆律，要不这几天你先别来所里了？避避风头。”
“我避什么？”陆亦可关掉页面，声音冷硬，“我正常代理案件，依法辩护，有什么问题？”
“话是这么说，但舆论……”
“舆论就能颠倒黑白吗？”陆亦可站起身，“许淮，如果因为我是赵东来的妻子，就连律师都不能当了，那这行我也不用干了。”
话虽如此，当她晚上回到家时，脸上的疲惫和紧绷是藏不住的。
赵东来已经在家了，正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的烟灰缸里堆了好几个烟头。屋子里烟雾缭绕。
“回来了？”他的声音有些哑。
“嗯。”陆亦可放下包，去开窗户。
“高书记今天找我谈话了。”赵东来直截了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