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中那根紧绷的弦，在这一瞬间彻底松弛下来。
拆掉旧墙之后，用什么来砌筑新墙的根基？
答案从我心底浮起，清晰得如同雨后初晴的天空——孩子。
回到咸阳，我未入宫门，直接去了城东的稷下学宫。
这里，是我在大秦帝国的第一个支点。
虽无正式诏命，但因前番献“火薯”、安流民之功，陛下默许我代掌学宫事务。
我以赤壤君之名，行大司成之权，下达了自学宫建立以来最离经叛道的一道命令：新设“幼蒙科”，首批招收五百名七至十岁的孩童。
没有繁琐的家世审查，唯一的标准，是巡行院案牍库里记录在册的“返籍农户”与“降户家庭”出身。
这些孩子，他们的父辈曾是朝不保夕的流民，或是被强行迁徙的六国降民，他们对旧时代的“礼”与“贵”没有任何温情与留恋。
他们像一张张白纸，是新时代最理想的基石。
我亲自为幼蒙科定下课程。
学宫里堆积如山的《诗》《书》《礼》《易》，我一概不用。
开蒙第一课，不学圣人言，先学“三算五务”——算粮、算水、算工、务农、务织、务肥、务医、务路。
我要他们从握笔的那一刻起，就明白一个道理：经世致用，胜于一切虚文。
开科那日，新砌的学堂里还弥漫着桐油与松木的清香，阳光透过窗棂洒在青砖地上，映出斑驳光影。
孩子们坐姿歪斜却眼神专注，手中粗笔划过竹片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是春蚕啃食桑叶。
空气里浮动着新墨的微腥与孩童身上淡淡的汗味，混合成一种奇异的生命气息。
轲生作为首任教习，站在高台之上。
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展开一幅我亲手绘制的海陆全图，指着遥远的美洲大陆，那里我用朱砂标出了一个点。
地图边缘还残留着刻刀刮过的细微凸痕，指尖抚过时能感受到那一抹红色微微隆起。
“你们知道，咱们如今吃的火薯，让你们爹娘笑出泪的宝贝，是从哪里来的吗？”
台下五百双黑亮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他，短暂的静默后，一个清脆的童音响起：“我知道！是姜娘子从天外仙山取来的！”
话音未落，满堂稚童如同被点燃的野草，齐声高喊：“是姜娘子！是姜娘子从天上带下来的！”
那声音稚嫩却洪亮，撞在学堂高阔的梁柱间，激起层层回响，仿佛整座建筑都在震颤。
我正悄立于廊下，听着这撼人心魄的呼喊，心头一热，不禁莞尔。
风穿过檐角铜铃，叮咚作响，一如我心中悄然涌动的暖流。
在我还只是一个无名宫女，为求自保而挣扎时，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的名字，会以这样的方式，被镌刻在一个时代的记忆里。
这声“姜娘子”，比始皇帝御赐的任何封号都要沉重，也都要滚烫。
然而，春风初动之时，往往也是暗流涌起之际。
那场喧闹的开学礼过去不过三日，暮色四合，墨鸢独自来到我的书房。
她手中握着一份新编的课表，指节微微发白。
“大司成，”她声音低沉，一如往常般克制，却又透出罕见的焦灼，“孩童心智未开，强行灌输这些实务，恐怕过犹不及，难以消化。他们连字都认不全，如何理解轮作与水利？”
我没有与她辩论。当夜，我带她走进了幼蒙科的学舍。
夜已深，学舍里却灯火通明，数十盏陶豆燃着兽脂，火光摇曳，将墙壁上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宛如群舞的精灵。
没有夫子监督，孩子们却毫无睡意。
我与墨鸢悄立窗外，眼前的景象让她那双总是平静无波的眸子，一点点睁大。
东边角落，几个七八岁的孩童正围着一个巨大的沙盘，用小木棍画着歪歪扭扭的方格。
沙粒在指尖摩擦发出细碎声响，他们一边念着口诀：“薯、粟、豆，三年轮一遍，土地不累也不倦！”一边用不同颜色的小石子在沙盘上摆放，模拟着作物轮换。
西边，另一组孩子则用陶土捏成的模型，搭建着一个简易的“郑国渠分水闸”。
他们争执的声音此起彼伏，拍打桌面的“啪啪”声夹杂着水流声的模仿：“这儿要先放！不然南田旱死啦！”
最让我心头一动的，是墙角最不起眼的那个位置。
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由他的兄长扶着，正用他那双瘦弱的小手，在一块立体的地势模型上缓缓摸索。
那是我命人依墨家“地形机图”改良而成的关中地势沙盘，山脊沟壑皆以硬蜡塑形，触之有棱有角。
“哥哥，这里，”他轻声说，指尖停在一处缓坡，“渭南坡缓，水流得慢，适合种火薯。陇西这边又高又冷，冬天得盖上厚厚的草……”
他说话时，手指微微颤抖，却异常坚定，仿佛大地的秘密正顺着指尖流入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