轲生率领的信风骑如狼入羊群，在县令惊恐万状的注视下，于库房的一面夹墙之中，搜出了完整的隐田簿、数十件用于私刑的刑具，以及一封尚未寄出的密信。
那封信的收件人，竟是咸阳城中一位列侯的门客。
与此同时，惊魂初定的柳媖带着一队人，重返了那个让她险些丧命的山坳。
她没有去查问幸存的村民，而是根据一位老农颤抖的指引，在他家床底，掘出了一块早已断裂、布满泥污的石碑残片。
石碑冰冷粗糙，沾着腐土与根须，拂去泥泞后，依稀可辨“秦廿六年均田令”的字样。
那是孝文王变法，朝廷为授田于民所立的界碑，本该矗立于田间地头，昭示王法。
如今，却被人刻意凿毁，深埋地下，仿佛要将一段历史连根拔起。
我命人将那块石碑残片，与从南陵抄没来的隐田簿并列，陈列于国史馆外的长廊之上。
没有多余的解释，只在旁边立了一块木牌，上书十个大字：“此地曾无民，此田从未税。”
消息不胫而走，咸阳百姓蜂拥而至。
他们看着那块见证了朝廷恩典又被罪恶掩埋的残碑，再看看那本记录着累累硕果却从未上缴国库的账册，有人当场跪地，朝着皇宫的方向痛哭失声，更多的人则是在长久的默然之后，对着那块石碑，深深叩首。
那一夜，嬴政亲临国史馆。
他没有乘辇，只带了寥寥数名内侍，独自一人立于廊下，凝视着那块残碑，良久无言。
夜风吹动他的黑色袍角，灯火在他深邃的眼眸里投下跳跃的光，像熔岩在深渊中涌动。
“你说，”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们为何要毁了这块碑？”
我立于他身后三步之处，轻声答道：“回陛下，因为碑上有令，令中有民。他们怕百姓记得，自己曾受过王恩；更怕天下人记得，他们食税于无声之地。”
嬴政发出一声极低的冷笑，那笑声里淬着冰碴。
“那就让天下都记住。”他转过身，目光如剑，直刺入我眼中，“谁踩碎了百姓的脚印，朕就碾碎他的骨头！”
回宫之前，他留下了一道口谕，由内侍官悄然传入各官署：
“自即日起，凡巡史遇袭，无论生死，主谋者，诛三族；协从者，流四裔。凡巡史因此殉职者，追授子爵，其子孙三代免除徭役。”
旨意如惊雷落地，炸得整个大秦官场地动山摇。
旬日之内，十余个郡的太守竟一反常态，纷纷主动上表，自陈辖区之内积弊沉疴，请求朝廷派员核查。
来自各地的《巡检实录》如潮水般涌入国史馆，竹简堆满了整整三间屋子，墨香混杂着各地不同的水土气息——巴郡的潮湿苔味、陇西的尘土腥气、会稽的海盐咸风，交织在空气里，仿佛整座帝国正向我吐纳它的肺腑。
这本是胜利的景象，可我坐在堆积如山的简册中，一卷卷地翻阅，一连看了半月，眉头却越锁越紧。
我抽出三份奏章并排摊开：长沙、琅琊、河内，三地相隔千里，气候迥异，民生不同，可报告中竟反复出现同一句措辞：“仓廪失修，赋税难征”，连标点断句都如出一辙。
更诡异的是，所有提及“田亩”的条目，皆避谈“隐田”“豪强兼并”，仅以“旧籍散佚”轻轻带过。
我翻开一份南阳郡报，记载当地亩产“中平”，可据我所知，今岁大旱，禾苗半枯，何来“中平”？
指尖摩挲着竹片边缘，忽觉一阵异样——这些新送来的简册，削制过于规整，刀痕整齐划一，不像出自各地书吏之手，倒像是同一匠人批量所制。
我抬眼望向窗外，月光洒在那块陈列的石碑残片上，斑驳如泪痕。
他们不怕百姓不识字，只怕有人记得这块碑。
而今，他们不再毁碑，他们开始造文——用千篇一律的谎言，织一张更大的网，将真相彻底覆盖。
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太过清晰，太过统一，清晰得就像被人精心谱写过的合唱，每一个音符都精准无比，却偏偏……少了一丝走调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