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黑眼睛里的东西也愈发复杂，不再是单纯的依赖或模仿，多了些我越来越难以解码的深沉。
他依旧叫我“哥哥”，依旧会在我到来时，放下手中的书本（现在已不仅仅是逻辑学，还包括了一些我偷偷带给他的、更为深奥的哲学和历史书籍），但那种无形的、仿佛在衡量一切的距离感，正在悄然滋生，像一层透明的冰壳。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心不在焉。
“哥哥，”
他坐在我对面，我们之间隔着一张仿佛承载了整个世界重量的简陋木桌，上面摊开着他学校的功课，“你最近很忙。”
“嗯。”
我揉了揉眉心，试图驱散连日熬夜带来的、堪比宿醉的疲惫，“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处理一些明知道可能徒劳却不得不做的傻事。
“是关于钱的问题吗？”
他问得直接，语气平静无波，“还是那个总来找你的‘学者’？”
这小子的记性好得令人害怕。
我心里咯噔一下。
沃波尔只在我租住公寓附近出现过一次，恰好被来给我送落下的书的汤姆撞见。
我当时只含糊地介绍是一位“对古代神话感兴趣的学者”。
看来下次编借口得打个草稿。
“都不是。”
我迅速否认，不想让他过多接触沃波尔相关的一切，“只是一些个人的琐事。”比如思考如何拯救世界之类的“小事”。
汤姆看着我，没有说话。
他那过于专注的凝视，有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错觉。
他似乎能嗅到我身上散发出的焦虑和秘密的混合气味。
这感觉糟透了，仿佛我才是那个被研究的对象，随时可能被他写进什么《异常行为观察报告》里。
“如果有什么麻烦，”
他最后轻轻地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冷硬，“我可以处理。”
这句话让我背脊瞬间窜起一股寒意，直达天灵盖。
我立刻抬起头，严厉地盯着他：“汤姆，记住我的话。绝对，绝对不要轻易使用你的‘那种能力’。尤其是在外人面前，在任何你不确定后果的情况下。明白吗？”
我可不想哪天去精神病院接你，或者更糟，人体实验研究所。
他迎上我的目光，没有退缩，也没有点头。
半晌，才微微扯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个近乎无表情的弧度。“我明白，哥哥。你说过，那是我们的秘密。”
“是的，秘密。”
我重复道，心脏却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像在敲一面破鼓。
我们的秘密。
这词汇此刻听起来如此脆弱，像一层覆盖在深不见底暗流之上的薄冰，而我正穿着沉重的靴子在上面蹦跶。
随着夏天的气息逐渐浓郁，伦敦的天气偶尔会施舍般地放晴，我的内心却愈发晦暗。
对南京的忧虑像不断升高的水位，几乎要将我淹没。
我寄出的信件和款项大多如同石沉大海，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远东的零星报道，也大多是些隔靴搔痒的外交辞令，或者对日本行动的模糊猜测。
这帮家伙的洞察力还不如我家楼下的流浪猫。
无力感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勒得我喘不过气。
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期待，或者说，是长期投资终于可能看到回报的忐忑，也开始在心底滋生。
汤姆的十一岁生日就在冬天。
按照沃波尔册子里那些语焉不详的提示，以及我对汤姆特殊性的了解，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让玩具在天花板上开派对，那个隐藏的世界，没道理对他这颗明显不同寻常的“种子”视而不见。
那封传说中的录取通知书，或许是我真正窥见那个世界、寻找“回家”可能性的第一个实质性台阶——哪怕这个台阶可能通向的是另一个坑。
这种矛盾的撕扯几乎将我分裂。
一边是注定发生的、我无力阻止的巨大历史悲剧；一边是可能带来希望、却也伴随着未知危险的超自然入口。
我像个被迫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头是绝望的深谷，另一头是虚妄的云端，脚下是根细得可怜的绳子。
七月底的一个周二，天气难得地晴朗，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仿佛在刻意嘲讽我内心的阴霾。
我正在公寓里，对着一份试图描述南京地理重要性和潜在风险、却最终因为“缺乏确凿证据”，多么熟悉的借口，而被报社退回的稿件发呆，窗外的阳光晃得我眼睛发疼。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特别的敲击声传来。
不是敲门声。
是来自窗户。
我抬起头，看见一只灰林鸮，正用它那看起来就很有力的喙，不紧不慢、极有节奏感地敲打着我的玻璃窗。
它的腿上，绑着一个略显厚重的羊皮纸信封。
我的呼吸骤然停滞。
几秒钟，或许更久，我的目光越过书桌，投向窗外那只耐心等待的猫头鹰，以及它带来的那封注定要改变许多东西的信。
它终于来了。
我的“钥匙”，或者说，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邀请函，总算送货上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