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满心的震撼与更深的迷茫，我沉默地坐上了王斌叔返程的牛车。吱呀作响的车轮，碾过的是他纷乱如麻的思绪。
王斌叔难得地打破了沉默，或许是看他脸色过于沉重，想找些话宽慰他，又或许只是完成乡亲们的嘱托，向他絮叨着今日城里的见闻：
“浩娃儿，今天帮队里和几户人家卖了百多斤鸡蛋，年前才五毛多一斤，今儿个涨到快七毛了，多换了二十块钱哩……这光景，钱毛得厉害啊。”
“路过六味斋（注：太原知名老字号酱肉店），闻着是真香……听刚出来的人嘟囔，一顿就造了四块钱！好家伙，咱地里刨食，一年到头才见几个子儿？啥时候咱也能敞开吃上一回……”王叔咂咂嘴，语气里满是羡慕与苦涩。
韩浩默默听着，心中却掀起了比看到报纸新闻时更剧烈的波澜。四块钱一顿饭？这在1961年是何等奢侈！与此相对的是，农民辛苦一年，除了上交公粮（注：农业生产者按规定向国家缴纳的粮食税），分配到手的口粮却常常捉襟见肘。主要的现金收入，就指望着那点工分和出售极为有限的鸡蛋、猪肉。
王叔后面的话更让他心惊。1961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涨两成，油料涨一成三，生猪涨两成六，禽蛋更是暴涨三成七！这看似利好农民，但工业品和副食品的价格涨得更凶！
上海手表从60块涨到180块！茅台酒从三块不到飙到16块！连最普通的二锅头也从一块五涨到了八块！更骇人的是，作为试点的高价自行车，竟然能卖到650元一辆，还供不应求！
这一切政策的背后，是为了回笼因之前“一平二调”（注：指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的“共产风”）退赔和农产品提价而大量流入农民手中的货币。这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一些农民为了买高价工业品，会出售更多农副产品，甚至间接平抑了部分集市价格。
但这些宏观的经济调控，对此刻的韩浩来说，意味着一个冰冷的事实：他看似得到了一笔三百多块的“巨款”，但在这疯狂通胀和物资短缺的年代，这笔钱的购买力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坚挺，而赚钱的门路却被死死堵住。
回到那个清冷的家后又过了十来天，韩浩的身体总算彻底康复。
这天我早上起来正在做第四代广播体操，院门兹的一声从外向内开了，我以为是张婶过来了。
“婶，你过来了”
韩浩抬头看着院门。只见一个身影正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逆着微弱的月光走了进来。
来人约莫二十出头，身高得有一米六五，在这个年代的女性中显得很是高挑挺拔。她身上穿着一套熨烫得极为平整的军绿色制服，腰杆笔直，更衬得整个人英气勃勃。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一丝不苟地垂在肩前，辫梢系着最普通的黑色皮筋。她脸上没有任何这个时代常见的雪花膏或是头油的痕迹，肌肤是健康的自然色泽，眉眼清晰明亮，鼻梁挺翘，唇线分明。
她就那样飒爽地站定在我面前，目光急切地在他脸上逡巡。那眉眼轮廓，依稀与那张黑白照片里温柔的母亲有几分相似，却褪去了母亲的柔婉，更添了几分坚毅和锐利，是一种未经雕琢、充满生命力的美，干净利落，英气逼人，竟让韩浩觉得，丝毫不输于前世他在荧幕上见过的任何一位明星。
“小…小姨？”我怔怔地开口，几乎被这突如其来的、鲜活的光彩晃了眼睛。
“是我！”张秀兰一步上前，冰凉却有力的手立刻抓住了他的胳膊，上下仔细打量着他，眼眶瞬间就红了，“瘦了……也高了……但眼神还行，没垮！浩子，受苦了……”她的声音带着哽咽，那是血缘亲情最直接、最滚烫的流露，没有任何虚饰。
“小姨，你…你怎么这身打扮？”韩浩看着那身显眼的军绿色，下意识问道。
“哦，这个啊，”张秀兰抹了把眼角，稍微平复了下情绪，语气变得干脆利落，“厂里发的工作服，这不是我前段时间到上海，厂里为了不丢人统一发了一套新的，不错吧 穿着可精神了。”
“不说这些了，随小姨到屋里说说话，小姨有事跟你说”说着拉着我就向屋内走去，顺手把门关了一起来。
她拉着韩浩在炕沿坐下，目光变得严肃而坚定
“浩子，我听说你这几天的情况了。别的先不说，你得赶紧振作起来，回学校去！你成绩一向不差，可不能因为这事就把前程断了！”经过诉说才知道原来我是太原五中高三八班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