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子！”张天利嗓门洪亮，一把抱住我，“可算找到你了！”
我看到他也十分意外和惊喜：“天利？怎么是你亲自来了？我还以为村里会汇款过来。”
张天利笑道：“嗨！李书记说了，这么大一笔钱，汇款手续麻烦还不保险，让我亲自跑一趟，踏实！再说，我也正好来看看你，顺便……嘿嘿，见识见识这首都的大学是啥样！”
他打量着气派的清华校门，眼神里充满了那个年代人们对知识和高等学府最纯粹的敬畏与向往。
我看着张天利那被风吹日晒显得黝黑粗糙的脸庞，以及眼中难以掩饰的兴奋与好奇，心中一阵暖流涌过。
“走，天利，我带你逛逛我们学校！”我暂时忘却了考试失利的郁闷，接过张天利手里那个沉甸甸的土布包袱，热情地揽着他的肩膀往校园里走。
走在清华园宽阔的道路上，看着一栋栋颇具年代感的红砖教学楼，张天利像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看什么都新鲜。
“嚯！这楼真气派！”
“这路真宽，能并排走好几辆马车！”
“这么多自行车！都是学生们的？”
我耐心地给他介绍着，心里却不由得对比起后世的大学校园，那种时空交错感再次袭来。
逛得差不多了，我提议：“天利，走，我请你下馆子，咱们去校外吃点好的。”
没想到张天利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去不去！外头馆子有啥好吃的，又贵还不实惠。我听说你们大学食堂的伙食不错？就在食堂吃！让我也尝尝这大学生天天吃的饭是啥滋味！”
我愣了一下，看着张天利眼中那种不容置疑的、对“大学食堂”这份象征意义的执着，我瞬间明白了。张天利这辈人，或许是被时代耽误了的一代，他们对知识、对大学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拜。在他们看来，能在大学食堂吃一顿饭，本身就是一种经历，一种荣耀。
理解到这一层，我心里有些发酸，又有些感动。我不再坚持，重重地点点头：“好！那咱就在食堂吃！让你尝尝我们清华的伙食！”
清华食堂里，人声鼎沸。我用饭票打了几个相对不错的菜：一份红烧肉，一份白菜豆腐，还有几个白面馒头。张天利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仿佛吃的是山珍海味。他一边吃，一边迫不及待地向我汇报着韩家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浩子，你是没见着啊！咱们队部按照你画的那些图，整修得那叫一个气派！坐北朝南，起了两层的楼房！亮堂得很！”张天利说得眉飞色舞，用手比划着，“东边是单层的展览馆，玻璃窗，明晃晃的！西边是会议室，能坐下全生产队的人！”
我听着，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当初结合后世新农村建设理念画出的那些规划图，没想到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乡亲们硬是靠着肩挑手扛，把它们变成了现实。
“二层设置了资料室和几间宿舍，一层就跟公社一样，分了各个科室。”张天利继续兴奋地说着，“还有你规划的学校和卫生所，也都建起来了！所有的公共设施预留地，都按照你的意思，开始平整了！李书记说了，保证春耕前，把这些都弄利索！”
听着张天利描绘着村庄的蓝图一步步实现，我胸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和成就感。这是我利用超前知识，真正为这个时代、为那些朴实的乡亲们带来的改变！这种实实在在的“参与感”和“建设性”，远比在考卷上答对几个经济学名词更让我满足。
这顿饭，吃得格外酣畅淋漓。饭后，张天利说正好回北京了回家一趟，我一拍脑门，差点忘记了张天利是纯正的北京人，分别后这才拿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关上宿舍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布包。里面赫然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沓沓纸币！
第二套人民币1953版工农像10元，发行时间为1957年12月1日，停止流通时间为1964年4月15日。字冠为三位字冠，七位号码。票面尺寸为210mm*85mm。正面主景为工农联盟的图案，背面主景为国徽、“中国人民银行拾元”的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四种图案。正面主色为黑色，背面主色为黑色。印刷工艺为：胶印四色和凹印二色。
我仔细数了数，整整860张！也就是8600元钱！这在1964年，绝对是一笔巨款了！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近二十年的工资！布包里除了钱，还有一小罐张婶亲手做的、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辣酱，以及一封李书记亲笔写的信。
我展开信纸，李书记那熟悉的、略带潦草却力透纸背的字迹映入眼帘。信中除了关切地询问走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再次郑重感谢我为韩家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并详细说明了这笔钱是我应得的分红预支，让我放心用。信的末尾，李书记还提到，村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学习，不用挂念。
看着信，摸着带着家乡味道的辣酱罐，再看着眼前这一大摞纸币，我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这是一种被信任、被需要、被牵挂的温暖。这种来自“家”的情感支撑，比我淘换到的金条，比可能到来的财富，更让他觉得踏实和珍贵。
第二天，天色刚蒙蒙亮。我揣着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再次来到了那片僻静的小树林。我将一张折叠好的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了那个老槐树的树洞里。
纸条上只有简短的八个字，却透露着紧迫感和巨大的商机：
【物资紧张，请速定】
清晨，清华大学考场内，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我坐在硬木椅子上，对着眼前那份《经济思想史》的试卷，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油印的试卷散发着淡淡的墨臭，上面的字迹在我眼里逐渐扭曲、变形，成了我最熟悉的“敌人”。
‘完了，芭比q了。’ 一个极具后世特色的哀嚎在我脑中响起。‘魁奈的《经济表》循环流程？我只看懂了“农业是基础”；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我大概知道是“各国要扬长避短搞贸易”……可这用六十年代学术语言论述并批判吸收？杀了我吧！’ 我感觉自己的现代思维与这套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学科体系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不是知识储备问题，而是思维范式和研究话语体系的根本冲突。
我咬着笔杆，搜肠刮肚，努力将林雪晴划的重点和自己那点来自后世财经博主零碎知识拼凑在一起。答卷上写的字迹歪歪扭扭，连我自己看着都心虚。旁边的同学都在奋笔疾书，只有我，感觉时间过得格外缓慢，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交卷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如同听到了赦令，又如同听到了丧钟。
果然，成绩公布得很快。两天后，韩浩在成绩公告栏最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刺眼的红色数字——47分。鲜红得像是某种判决。
尽管早有预感，但亲眼看到不及格的分数，我的心还是猛地沉了下去。重生以来的顺风顺水，文艺团的小成功，商业交易的暗度陈仓，在这一刻仿佛都被这个红色的数字无情地嘲笑了。一种混合着羞耻、无奈和一丝荒诞的情绪攫住了我。‘想我堂堂一个经历过信息爆炸时代、看过无数商业案例，居然折在了老祖宗的经济思想上？’
我正对着成绩单发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浩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