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世界经济专业答辩被安排在主楼一间宽敞的教室里。台下不仅坐着本系的五位教授，还有三位来自国家计委、外贸部等部委的专家，他们的存在让这场答辩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意味。
我是第三个上场。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半新的中山装，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领口，整个人显得沉稳干练。
当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时，我从容起身，稳步走向讲台。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我是世界经济专业65届毕业生韩浩。我的论文题目是《我国审慎利用国际经济技术条件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思考》。”
开场白清晰有力，我的目光扫过台下，与林雪晴鼓励的眼神相遇，随即专注于自己的论述。
“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审慎、有选择地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辅助途径...”
我首先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资本正在寻找新的市场，技术交流也呈现出新的态势。这为我们利用外部条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我继续深入：“...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资本具有逐利本性，技术转让存在诸多限制。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防止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避免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我提出了具体建议：“...我认为应当建立技术引进的专家评审机制，设立消化吸收专项基金，在引进合同中明确技术转让和技术培训条款。同时要注重保护民族品牌...”
论文的数据详实，逻辑严密，特别是那些来自实践的第一手资料，让整个论述显得格外有说服力。当我结束陈述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提问环节开始。一位计委的专家率先发问：“韩浩同学，你提到要‘审慎利用’，这个度如何把握？在实践中如何判断什么是该引进的，什么是不该引进的？”
我从容应答：“感谢您的提问。‘审慎’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决策前的充分调研，不仅要了解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还要评估其适用性和后续消化吸收的难度；二是谈判中的对等原则，要坚持互利共赢，不能以市场换技术为名损害国家利益；三是执行中的风险管控，要留有余地，做好预案。”
我举例说明：“比如我们引进罐头生产线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价格较低但技术一般的设备，二是价格较高但自动化程度更高的设备。
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经过详细测算，后者的长期运营成本更低，产品质量更稳定，更有利于品牌建设。这个选择看似前期投入大，实则是更‘经济’的选择。”
外贸部的一位领导接着问：“你在论文中强调要保护民族品牌，但在当前形势下，是否应该更强调与国际接轨？”
这个问题相当敏锐。我略作思考，慎重回答：“与国际接轨和保护民族品牌并不矛盾。接轨是接规则的轨，接标准的轨，而不是简单地放弃自我。
民族品牌承载着国家形象和消费者信任，是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重要资产。‘茶煮匠’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正是因为我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的品牌定位和质量标准。”
系主任钱教授提出了一个学术性问题：“你在论文中借鉴了依附理论，但又有所批判，能否详细阐述你的理论创新点？”
我对此早有准备：“传统的依附理论过于强调被动性，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时，可以采取主动策略。
通过有选择的引进、有重点的消化、有步骤的创新，完全能够实现从依附到自主的跨越。这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引导，也需要企业层面的积极作为...”
答辩持续了一个小时，我对答如流，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赢得了在场专家的一致好评。当我结束答辩时，几位部委专家都露出了赞赏的表情。
与此同时，其他宿舍成员的答辩也在各自领域展开。
李大川的农业经济论文答辩在农经系进行。他黝黑的脸庞因激动而泛红，用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阐述着他的观点：“...合作社模式能够有效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这一点在‘茶煮匠’的发展中得到充分验证。我认为，未来农机推广也应该借鉴这个经验，建立农机合作社，实现资源共享...”
台下教授提问：“李大川同学，你的论文数据主要来自山西一个合作社，这个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是否具有普适性？”
李大川激动地说：“教授，俺在老家做过调研，东北的情况虽然和山西不一样，但道理是相通的。关键是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尽管语言不够华丽，但李大川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评委。他的论文虽然理论深度稍显不足，但扎实的实践基础赢得了认可。
陈致远的机械设计论文答辩则充满了技术细节。他在黑板上写满公式和图纸，详细解释他对铣床一个关键部件的改进：“...通过这个优化，设备能耗可以降低8%，效率提升12%，而且更便于维护...”
一位教授质疑：“你的设计理论上可行，但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以国内现有的工艺水平能否实现？”
陈致远推推眼镜，沉稳应答：“我已经在第一机床厂做过实验性加工，利用现有设备，通过工艺创新是完全可以达到精度要求的。这是实验数据...”他拿出厚厚一叠测试记录。
严谨的态度和翔实的数据让评委们频频点头。陈致远的论文展现了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张建军的新闻传播论文答辩则充满了思辨色彩。他结合在“茶煮匠”的采访经历，探讨典型宣传的社会效应：“...真实的典型才具有生命力。
在宣传‘茶煮匠’经验时，我们既报道成绩，也不回避初期遇到的困难，这样的报道反而更具说服力...”
有评委问：“在当前形势下，新闻工作如何把握宣传导向与实际效果的关系？”
张建军回答：“我认为关键在于实事求是。真实的、接地气的报道，才能真正打动人心，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记者要深入基层，倾听真实的声音...”
四个人的答辩各具特色，但都展现了清华学子扎实的学识和报效国家的热忱。当他们在宿舍重逢时，尽管疲惫，眼中都闪着兴奋的光。
“怎么样？”李大川迫不及待地问。
“应该没问题。”陈致远。
张建军则神秘地说：“我听说，今天有好几个单位来要人。”
夜幕降临，四个年轻人躺在床上，却都难以入眠。明天的计算机专业答辩还在等着我，而所有人的命运，都将在这一场场答辩后揭晓。
第二天上午，计算机系的答辩教室里座无虚席。除了本系的教授和学生，后排还坐着几位神情严肃的中年人——国防科工委的代表果然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