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七月的北京，暑气蒸人。我和林雪晴走在人群中，感受着这座古都盛夏的脉搏。
“全聚德的招牌，看着倒是比去年更鲜亮了些。”林雪晴指着那块着名的鎏金匾额说道。
我抬头望去，店门口人来人往，既有穿着干部服的外地出差人员，也有带着全家老小来打牙祭的本地市民。
一位老师傅正站在凳子上仔细擦拭匾额的边角，阳光照在鎏金大字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老师傅，保养得真精心啊。”我上前搭话。
老师傅停下手中的活，用毛巾擦了把汗，脸上带着自豪：“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招牌，可不能怠慢。现在国家也提倡爱护文物，我们得更上心才行。”
走进店里，跑堂的伙计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点完烤鸭，我注意到墙上除了茅像，还挂着“勤俭建国”的标语和全聚德的老字号介绍。
“听说最近在搞‘四清’运动？”我压低声音问正在片鸭肉的师傅。
师傅手中的刀顿了顿，谨慎地看了看四周：“是啊，上面派了工作组到我们店里，查账目、查管理。说是要‘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他熟练地将一片鸭肉放入盘中，“不过咱们店是百年老店，账目清楚，经营正规，经得起检查。”
在鲜鱼口胡同，我们看到一群街道积极分子正在清扫卫生。
一位戴着红袖标的大妈嗓门洪亮：“同志们加把劲！把卫生搞好了，也是支援国家建设！”
胡同深处，几个老人坐在马扎上摇着蒲扇下棋。我们走近时，听到他们正在闲聊。
“老李头，你家二小子毕业分配到哪里了？”一个穿着汗衫的老人问道。
“分到石景山钢铁厂了，当技术员。”老李头满意地落下一子，“现在国家搞建设，需要技术人才。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是啊，”另一个老人接话，“我闺女在棉纺厂，天天三班倒，说是要‘学大庆、赶大庆’。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就是别太冒进。”
林雪晴轻声对我说：“和去年比起来，感觉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我点点头，目光扫过街景。粮店、煤铺、副食店前秩序井然，排队的人们不时交流着生活中的琐事。
“今儿个的茄子不错，买点回去拌面条。”一位大妈对同伴说。
“可不是嘛，现在供应比前两年强多了。就是猪肉还得凭票，想多买点给孩子们补补身子都难。”
转到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科技类书籍和文学着作摆在显眼位置，不少青年学生在书架前认真挑选。
“同志，请问有《红岩》吗？”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问店员。
“刚卖完，明天早点来。”店员一边整理书架一边回答，“这本书太受欢迎了，每次进货都很快卖光。”
在科技书籍区，一个青年工人模样的人正在认真抄录《机械原理》的目录。他抬头看见我在注意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本书太贵了，买不起，先把要点记下来，回头去图书馆借。”
在百货大楼，我们遇到一队来自东北的工业参观团。
这些穿着工装的年轻人正在认真记录商品陈列方式，带队的老同志对售货员说：“我们是来学习你们的先进经验的，回去要改进我们商场的服务态度。”
我注意到，这些年轻人虽然言语中充满建设热情，但购买商品时依然精打细算，仔细比对价格。
“现在的年轻人很务实，”我对林雪晴说，“既有理想，也懂得量入为出。”
中午，我们在东安市场的一家老字号吃饭。服务员热情地介绍着今天的特色菜：“二位来得正好，今儿有刚送来的新鲜黄花鱼，要不要尝尝？”
等菜的时候，掌勺的老师傅特意从厨房出来和我们聊天：“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这些老字号更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
他指着墙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说：“前两天街道组织学习，还说我们要把老传统和新思想结合起来，把服务工作做好。”
吃完饭，我们沿着皇城根往北走。在景山公园门口，宣传栏上贴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宣传画和一些技术革新的捷报。几个年轻人正在认真抄写上面的内容。
“我们厂里也在搞技术革新，”一个青年对同伴说，“要是能像画上说的那样提高生产效率，这个月的奖金就能多拿点了。”
“我们系里也在强调又红又专。”林雪晴轻声对我说，“要求我们既要政治进步，也要专业过硬。”
我沉默地看着那些充满建设热情的宣传内容。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但方式与几年前已有不同。
下午的北海公园里，游人如织。在白塔下，几位遛鸟的老人正在讨论时事。
“听说赫鲁晓夫下台了？”一个提着画眉鸟笼的老人问。
“早该下了！”另一位老人愤愤地说，“背离马列主义道路，没有好下场。还是咱们党中央英明，坚持独立自主。”
“不过啊，”第三个老人压低声音，“我听说因为和苏联关系紧张，北边的边防又加强了。我侄子就在内蒙古当兵，来信说最近训练特别紧。”
在五龙亭休息时，我望着湖面上来往的小船，思绪却飘回了山西。
“雪晴，你看这北京城，”我缓缓开口，“表面上平静如常，但仔细感受，就能察觉到不一样的脉动。”
林雪晴若有所悟：“你是说……”
“我是说，不管政治风向怎么变，老百姓的日子总要过下去。”我的目光变得深邃，“‘茶煮匠’之所以能在山西站稳脚跟，不是因为我们跟风喊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民增加了收入，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
我继续分析：“从这几天的观察来看，国家现在重点抓几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这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二是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三是思想教育，防止‘和平演变’；四是三线建设，应对国际形势变化。”
林雪晴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压低声音，“回到山西，我应该继续扎根基层，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这既符合国家抓生产建设的大方向，也是相对稳妥的选择。‘茶煮匠’的模式，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广。”
夕阳西下，我们登上景山万春亭。俯瞰整个北京城，金色的余晖洒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远处新建的工厂烟囱冒着一缕缕轻烟。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吗？”林雪晴轻声问。
“记得。”我微笑，“那时你说，要从这里开始，读懂中国。”
“现在呢？读懂了吗？”
我望着暮色中的京城，缓缓摇头：“更复杂了，但也更清晰了。我看到了建设的热情，也看到了生活的智慧；看到了理想的光芒，更看到了现实的重量。”
我转向林雪晴，目光坚定：“但我更加确信，无论形势如何发展，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人，永远是这个国家的基石。回山西，我就是要做这样的基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路过一些机关大院，我们看到里面正在组织政治学习，窗口透出明亮的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