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很实际。
我想了想：“可以用草绳代替。稻草、麦秸、玉米皮，搓成绳，泡水后也能导水。效果差一点，但能用。”
“草绳容易烂啊。”
“烂了再换。”我说，“现在是救命的时候，不能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干。有啥用啥，先干起来！”
老书记一拍大腿：“这话在理！等不起！”
离开刘家坨，我们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巡回教学。
每个县的情况不同，我的教学方法也不同。
在太谷县范村镇，靠近汾河，水源相对充足。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输水系统落后——土渠渗漏严重。
我直接把课堂设在了一条主干渠旁。渠是土挖的，好几处坍塌，水从缺口往外流。
“同志们，看这条渠。”我指着渠里的水，“从汾河抽上来，流到这里已经损失了四成。到地头还能剩多少？”
“最多一半。”当地水利技术员说。
“怎么办？”
“修砖渠！”有人喊。
“砖从哪来？钱从哪出？”我问。
没人说话了。
我跳下渠道，抓起一把土：“大家看，这土是黏土。黏土有什么特性？”
“黏性好，不透水。”一个老窑工说。
“对！”我说，“咱们不用砖，用三合土。黄土、石灰、沙子，按比例混合，夯实在渠道内壁。成本是砖渠的三分之一，效果能达到砖渠的七成。”
我现场示范：先清理渠道，夯实基础；然后铺三合土，分层夯实，每层不超过十五厘米；最后用木拍子拍光表面。
“关键在比例。”我强调，“黄土六成，石灰二成，沙子二成。水要适量，以能捏成团、落地能散开为准。”
三天后，这条三百米长的实验渠完工。实测渗漏率从40%降到了15%。消息传开，太谷县立即推广，全县动员修三合土渠。
在祁县，情况更复杂。这里山地多，地块分散，大水漫灌不现实，陶罐滴灌也难推广。
我在一个山坡梯田上站了半天，终于想出了办法——竹管引水。
祁县有竹林，竹子便宜。把竹子劈开两半，打通竹节，首尾相接，从高处水源引到田间。再在竹管上钻孔，用更细的竹管分支到每棵作物旁。
“这叫‘竹管滴灌系统’。”我向当地干部解释，“原理和陶罐一样，但更适合山地。竹子本身有一定储水能力，白天太阳晒，竹管里的水温升高，晚上降温时还能凝结露水。”
“竹子能用多久？”
“两到三年。”我说，“成本低，坏了就换。关键是让老百姓看到效果——有水，庄稼就能活。”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平遥县的一个山村。这里严重缺水，村民要走五里山路挑水。我教他们建“屋檐集雨系统”——在屋檐下架竹槽，下雨时收集雨水，存入地窖。
村里七十岁的王大爷听完，老泪纵横：“我活了七十岁，年年旱，年年挨饿。韩同志，你这办法要是早三十年，我娘就不会饿死了……”
我握着他的手：“大爷，现在也不晚。咱们一起干，让子孙后代不再挨饿。”
半个月的巡回教学，我走遍了晋中六个县，培训了超过三百名基层技术员。但最大的收获不是教了多少人，而是从老农那里学到了多少。
在介休县，一个老农教我“深翻保墒”——秋天深翻土地，打破犁底层，让雨水渗入深层土壤，来年春旱时作物能吸收深层水分。
“这有科学依据吗？”我问。
老农咧嘴笑：“啥科学不科学，老祖宗传下来的。深翻一尺，多收一斗。”
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叫“土壤水库”理论——深翻能增加土壤储水能力，每亩地能多蓄水30-50方。
在灵石山区，我看到村民在梯田边缘种了一圈柠条（一种耐旱灌木）。
“为啥种这个？”我问。
“挡风。”老农说，“山上风大，吹走土里的水分。种上柠条，风小了，墒情就好了。”
这不就是防风林带的雏形吗？虽然规模小，但原理一样。
还有“秸秆覆盖”——收获后把秸秆铺在地面，减少蒸发；“等高种植”——沿着等高线种植，减少水土流失；“间作套种”——高秆作物和矮秆作物搭配，改善田间小气候……
这些土办法，老农说不出原理，但管用。这是中华农耕文明五千年的智慧结晶，是无数代人在与自然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
我的角色，就是把这些经验系统化、科学化，再传播出去。
培训最后一站，我回到榆次县刘家庄村做总结。打谷场上又聚集了上百人——这次不仅有干部，更多是普通村民。
“乡亲们，”我站在石碾子上，“这半个月，我走了六个县，见了上千人。我教了大家一些办法，但我也从大家那里学到了更多。”
台下安静。
“咱们中国人种地种了五千年，什么旱灾没经历过？什么办法没想过？”我提高声音，“现在国家重视农业，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老祖宗的好办法传下去，加上科学指导，做得更好！”
“有人说我年轻，没经验。对，我二十四岁，种地经验不如在座的老把式。”我话锋一转，“但我知道一点：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集体的力量无穷。咱们把每个人的好办法汇总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抗旱技术！”
人群开始鼓掌。
“今天我宣布，”我大声说，“晋中地区将编印《山西抗旱经验汇编》，征集各地的好办法、土办法。只要是管用的，都收进去！编好了，发到每个生产队！”
掌声雷动。
刘老栓激动地握住我的手：“韩组长，你这个主意好！咱们农民也有智慧，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