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凌晨三点的立陶宛依旧沉浸在波罗的海沿岸特有的静谧中。考纳斯老城的鹅卵石街道上，只有巡逻警察的皮靴踏过路面的轻响，偶尔划破夜空的犬吠很快消散在微凉的晨雾里；维尔纽斯郊外的农田里，麦穗在夜色中微微摇曳，再过一个月，这里就将迎来丰收的季节，农夫们早已在梦中勾勒着颗粒归仓的景象。
没人能预料到，这片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民族韧性的土地，即将在数小时后被战火彻底吞噬，而立陶宛国家领导人，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此刻正站在总统府三楼的书房里，指尖冰凉地抵着落地窗玻璃，目光死死盯着北方漆黑的天际线——那里，正隐隐传来沉闷的轰鸣，像远方滚过的惊雷，却带着足以撕裂一切的威慑力。
斯梅托纳的身后，书房的壁炉早已熄灭，残留的灰烬散发着微弱的余温，却驱不散房间里浓重的压抑。
办公桌上，摊开的立陶宛宪法静静躺着，“主权独立、中立自主”八个加粗的黑体字在台灯昏暗的光线下格外刺眼；旁边放着一份泛黄的文件，那是1939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亲自递到他手中的会谈纪要，纸上还留着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转达的原话，墨迹早已干涸，却在此时清晰地烙印在斯梅托纳的脑海里：“斯梅托纳先生，德国的野心从不止于西欧，波罗的海沿岸是他们向东扩张的必经之路，立陶宛的中立，在阿道夫的铁蹄下不堪一击。苏联愿意为立陶宛提供安全保障，立陶宛改组政府，这不是侵略，是为了共同抵御fxs的威胁。”
当时的斯梅托纳，是如何嗤之以鼻的？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德国刚刚横扫法国，西欧大陆尽陷nc之手，教皇发表讨苏檄文，阿道夫的威望达到顶峰，而苏联瓜分波兰，让整个欧洲都对这个康米主义国家充满质疑。立陶宛国内，反苏情绪本就浓厚，民众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充满排斥，议会中的多数议员也主张“亲近德国、远离苏联”，认为只要向德国表明中立立场，遵守德国主导的欧洲秩序，就能保住国家的独立与主权。
斯梅托纳自己也抱着侥幸心理。他曾派特使前往柏林，向阿道夫递交中立宣言，承诺立陶宛绝不参与任何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立陶宛领土威胁德国安全。阿道夫当时热情地接待了特使，甚至亲笔签署了“尊重立陶宛中立地位”的文件，可那份文件上，没有德国外交部的公章，没有军方高层的联名确认，只有希特勒潦草的签名——斯梅托纳当时忽略了这份细节，只当是德国对立陶宛的认可，满心欢喜地以为找到了守护国家的“保护伞”，转头就拒绝了苏联的互助提议，甚至下令驱逐了苏联驻立陶宛的外交观察员，关闭了两国边境的军事联络点。
“总统先生，北方边境传来急电！”书房门被猛地推开，外交部长尤奥扎斯·乌尔拜蒂斯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脸色惨白如纸，手中的电报单在颤抖中几乎要散落一地，“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已经突破了我们在马里扬泊列的防线！德军动用了大量的长管四号坦克，还有俯冲轰炸机，我们的边防军根本抵挡不住，马里扬泊列的守军已经快撑不住了！”
“什么？！”斯梅托纳猛地转过身，瞳孔骤然收缩，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传来一阵刺痛，却让他混沌的大脑清醒了几分，“德军怎么敢？我们是中立国！我们递交过中立宣言，阿道夫也签署了文件！他们这是违反国际法！”
“国际法？在德军的坦克面前，国际法一文不值！”乌尔拜蒂斯将电报单递到斯梅托纳手中，声音带着哭腔，“总统先生，德军的进攻规模远超我们的想象，北方集团军群至少动用了三个装甲师和五个步兵师，还有大量的空中支援，我们全国的总兵力才只有六个步兵师，装备的都是老旧的波兰式步枪和少量捷克造反坦克炮，根本不是德军的对手！马里扬泊列防线一旦失守，德军不出三天就能打到考纳斯！”
斯梅托纳颤抖着接过电报，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狠狠砸在他的心上。“突破防线”“守军伤亡过半”“请求支援”，这些冰冷的词汇，将他此前所有的侥幸与幻想彻底击碎。他突然想起去年冬天，莫洛托夫在会谈时严肃的神情，想起斯大林通过特使传来的最后警告：“一旦德国进攻立陶宛，苏联不会坐视不理，但前提是立陶宛愿意放下偏见，主动寻求帮助。如果你们选择拒绝，等到战火燃起，再想回头，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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