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治理没有跟上,尤其是对地方的控制力不足。郡县制刚刚执行,地方官员多为旧贵族出身,甚至大部分老百姓还没有从诸侯割据的思维中转换过来。所以秦始皇暴毙这个诱因刚刚出现,全国各地就已经是分崩离析了。
刘铮深刻明白,统治不仅靠武力,更需靠制度与人心。两汉以来实行几百年的三公九卿制已经落伍了,部门官员一家独大的决策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刘铮决定把隋唐以后确定的三省六部制早点推出来,对社会管理进行更加专业详细的分工,并进行分权和制衡,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具体施政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此外刘铮到目前还是汉献帝下面的一个臣子,如果按照东汉的旧制设置官僚体系,名不正则言不顺,容易引起别人的非议。如果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构建官僚体系,别人就不好对此说三道四了。反正自己从一开始,就打着改革的名号,有点推陈出新的东西也不足为奇。
会上刘铮宣讲了自己的新政构想,政府核心管理层下面设置六个独立的部门,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每个部门都设有正副职,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支机构,形成上下贯通、职责分明的管理体系。吏部掌管官员选拔与考核,户部负责财政与户籍,礼部主管礼仪教化,兵部统筹军备、后勤和考核,刑部掌理司法刑狱,工部则专责工程营造。另外还设置御史台作为监督机构,负责监察百官,纠察违法失职行为;军机处负责统筹全国军事调度与边防布防,直接对最高决策层负责,以确保军令畅通、反应迅速,及时有效地应变各种战争事件。
六部和御史台的设置,沿袭了隋唐的制度框架,但是刘铮效仿大清增加了军机处。这个增加非常重要,直接把文官武将的权力切割开来,使得军政与民政分离,保证战争这种要求决策效率又相对比较专业的领域,不会被文官系统干扰或者延误战机,还有泄密。
记得明朝就曾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当时崇祯帝面临着内忧外患,财政困难,国力维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得已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地和后金议和。为什么要议和,不用多说,先稳住一头嘛,集中兵力和财政先把农民起义平定。任何一个政权在选择和对手相处模式的时候都是由各种原因决定的,而不是统治阶级单纯的感情用事。
比如汉初高祖刘邦打不过匈奴,只能和亲。这并不是因为刘邦怯懦,或者对匈奴有什么感情,而是现实力量对比的结果。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经过几代的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于是主动出击,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深入大漠,彻底击溃匈奴主力,改变了汉匈之间的攻守态势。
所以,真正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从来都不是统治者的个人情感,而是国家的实力与战略需求。同样,一个政权在面临多重压力时,必须学会权衡利弊,做出最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选择。崇祯这个时候和后金议和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仅从这一点上看,他并不是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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