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德戡率领的五万精锐，携带着帝国最新的军械与满腔的怒火，如同一条钢铁洪流，浩浩荡荡北上，奔赴那片即将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洛阳城头“万胜”的呼喊声犹在耳畔，但战争的阴影，却已如同无形的瘟疫，随着北伐大军的离去，迅速在帝国看似稳固的肌体上，催生出新的脓疮与阵痛。
杨广端坐于御书房内，面前堆积如山的，不再是北疆的军报，而是来自帝国腹地各郡县，关于民生维艰、流民滋生、乃至小股叛乱的急奏。北伐这头巨兽，张开了饕餮之口，疯狂吞噬着新政初现成果所积累的财富与元气。
手工业的哀鸣
首当其冲的，便是正在转型中的手工业。为了优先保障北伐大军的装备与物资，邙山军器监及各大官营工坊接到了全力生产的死命令。原本用于生产改良农具、织机、水车等民用器械的原料（尤其是铁料、皮革、优质木材）被大幅削减，甚至直接调拨至军工序列。这使得许多依赖官营工坊订单，或为其提供零部件的小型民间作坊瞬间陷入无米下炊的困境。
洛阳西市，原本生意兴隆的“王记铁匠铺”前，炉火已然熄灭。王师傅看着空空如也的料场，对着一群眼巴巴望着他的徒工，重重叹了口气：“朝廷征用了所有的生铁，说是要造箭簇、打刀剑……咱们接的那批水车轴承的活儿，做不成了。工钱……容师傅再想想办法。”
类似的场景在各地上演。纺织、陶瓷、漆器等行业也受到波及，或因原料短缺，或因熟练工匠被军器监高薪征募而人手流失。一股失业的暗流开始在城镇中涌动，这些失去了生计的手工业者，成为了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
田野间的哀鸿
均田令的推行，本已触动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北伐一起，更是给了他们反扑的借口与机会。
沉重的“北伐特别税”和急剧增加的粮草征调任务，如同两座大山，压在了刚刚获得土地、满怀希望的农民身上。虽然朝廷明令赋税额度，但执行过程中，旧有的胥吏（许多尚未被完全替换）与地方豪强勾结，层层加码，中饱私囊的现象屡禁不止。
更恶劣的是，一些心怀怨怼的豪强，趁机故意驱赶原本依附于他们的佃户，制造大量流民。他们散布谣言：“朝廷要打大仗，赋税没个头！分了田又如何？到时候还得饿死！不如跟着我们，还能有条活路！”
河南郡，偃师县外。曾经在授田仪式上感激涕零的赵铁柱，此刻看着地里尚未完全成熟的庄稼，满脸愁容。官府的催税吏刚刚来过，不仅要求缴纳足额的粮税，还摊派了额外的“运粮费”、“壮丁安家费”，数额远超他所能承受。
“这……这刚看到点盼头，怎么又……”他蹲在田埂上，抱着头，发出痛苦的呻吟。不远处，同村的钱寡妇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加入了蜿蜒向南方逃荒的流民队伍。希望的曙光尚未普照，严酷的现实已如冰雨倾盆。
星星之火与铁血回应
混乱与绝望，是野心家最好的温床。
在山东、河北一些新政推行阻力较大、门阀势力盘根错节的区域，几股以“反均田、复旧制”、“抗暴税、求活命”为口号的叛乱，如同雨后的毒蘑菇般冒了出来。
规模最大的当属清河郡的“黄巾军”（叛军刻意沿用前朝起义名号以惑众）。其首领原是一名被清算的豪强之子，纠集了家族旧部、部分失业的手工业者以及被煽动的流民，聚众数千，攻占了一座县城，开仓放粮（实为劫掠），打出“均田乃与民争利，北伐乃穷兵黩武，杨广乃无道暴君”的旗号，声势一时不小。
消息传至洛阳，朝堂之上，后党成员虽不敢明着幸灾乐祸，但眼神交汇间，难免流露出一丝“早知如此”的意味。甚至有人隐晦提出，是否应暂缓北伐，或调整新政，以安抚地方。
杨广面对这些奏报，神色冷峻。他深知，这是新政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也是反对势力最后的反扑。任何退缩与妥协，都将导致前功尽弃。
“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他对魏征和司马德戡（留守部分将领）说道，“内部的脓疮，必须果断割除！否则，外患未平，内乱又起，帝国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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