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失陷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一夜之间便传遍了关中大地。这座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陷落，不仅仅是一处军事要地的易手，更象征着隋室在关中统治根基的崩塌。恐慌如同瘟疫般在各级官吏和守军之间蔓延，抵抗的意志在李阀大军那不可阻挡的兵锋面前，迅速土崩瓦解。
李世民挟大破潼关之威，马不停蹄，挥师西进。玄甲铁骑如同黑色的闪电，一路摧枯拉朽，沿途郡县或开城投降，或守将弃城而逃，几乎未遇像样的抵抗。大军行进速度之快，远超李渊乃至李世民自己的预期。民心厌隋久矣，李阀打出的“废昏立明，匡复社稷”旗号，以及李世民表现出来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让饱受隋炀帝暴政和战乱之苦的关中百姓，隐隐将李唐视为了新的希望。
不过十余日，李阀大军已兵临长安城下。
此刻的长安，虽仍是天下有数的雄城，但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与气度。城头守军面带惶恐，士气低落。城内，以代王杨侑为首的皇室成员和留守官员更是乱作一团。杨侑年仅十三岁，面对如此巨变，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全靠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等一干老臣勉强支撑局面。然而，这些老臣大多擅长逢迎，于军国大事并无定策之能，加之人心离散，守城兵力虽尚有数万，却已是乌合之众，难堪大用。
李世民并未立刻发动强攻。他下令大军在城外扎营，将长安围得水泄不通，却围而不打。他深知，长安城高池深，强攻必然损失惨重，且会毁坏这座千年古都，更会失了民心。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完胜。
是夜，李渊率领后续主力抵达长安城外，与李世民会师。中军大帐内，灯火通明。
“父王，长安已成瓮中之鳖，强攻可下，然非上策。”李世民指着长安城防图，分析道，“城内守军士气已泄，代王杨侑年幼，虞世基、裴蕴之流皆是无胆鼠辈。儿臣以为，当以威逼为主，辅以劝降，迫其开城，方可兵不血刃，尽收关中民心。”
李渊抚须点头，深以为然：“世民所言极是。传令下去，将劝降书射入城中！告诉城内之人，我李唐兴的是义兵，只为清君侧，安社稷，绝无加害代王及皇室之意！若肯开城归顺，必保其富贵平安！若负隅顽抗，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与此同时，李渊与李世民暗中派出使者，秘密联络城中那些早已对杨广不满、或暗中倾向李阀的关陇门阀代表与部分将领。威逼利诱之下，本就摇摆不定的长安守备力量，内部迅速分化。
劝降书如同雪花般射入城中，李唐大军围城的压力与日俱增。城内，恐慌达到了。虞世基、裴蕴等人见大势已去，为保身家性命，开始轮番劝说代王杨侑。
“殿下，李渊兵临城下，其势不可挡。观其檄文，似无加害之意。为宗庙社稷计，为满城百姓计，不若……不若暂开城门，以观后效啊！”虞世基跪伏在地，声泪俱下，实则早已暗中接受了李阀的许诺。
杨侑吓得小脸煞白，浑身发抖，他一个养在深宫的少年，何曾经历过这等阵仗？看着殿外隐约可见的李唐军旗，听着耳边群臣“顺应天命”的劝说，他最终只能颤抖着点了点头。
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十一月，长安城门在一种近乎悲凉的气氛中，缓缓开启。代王杨侑率留守文武百官，素服出降，迎李渊大军入城。
没有惨烈的巷战，没有冲天的火光，这座象征着隋帝国无上荣耀的都城，以一种近乎平静的方式，更换了主人。
李渊骑在高头大马之上，在李世民、李建成及一众将领的簇拥下，缓缓踏入长安城。看着街道两旁跪伏在地、神色惶恐又带着一丝好奇的百姓，看着那熟悉的、却已物是人非的宫阙楼宇，他心中感慨万千，更多的却是志得意满。
他并未立刻前往皇宫，而是首先下令：“传我军令！入城将士，严禁扰民，违令者斩！妥善安置降卒，不得滥杀！所有府库、宫室，严加看管，不得擅动！”
这道命令迅速安定了民心，也彰显了李唐与杨广暴政的不同。
数日后，在李渊的操控下，一场看似庄严肃穆、实则早已安排好一切的仪式在长安太极殿举行。代王杨侑在李渊及文武百官的“拥戴”下，战战兢兢地登上了皇位，遥尊远在江都（后被寇仲所占）的杨广为太上皇，改元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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