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细微的改动，导向却极为明确。它迫使读书人不能再仅仅埋首于故纸堆，钻研章句训诂，而必须将目光投向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以往那种仅靠背诵儒家经典、精通诗赋便能平步青云的道路，开始变得狭窄。
经过此次的盛会后，一位负责贡举的礼部侍郎在一次阅卷后，私下对同僚感叹：“观今科士子之文，与往年大不相同。纵是论及《春秋》、《周礼》，亦多结合边患、漕运、吏治而言，罕有徒发空论者。更有甚者，竟引商君、韩非之言以证其说，虽略显稚嫩，然其敢于跳出窠臼，关注实务，实为可喜之变。”
这种取士标准的潜移默化，如同指挥棒，引导着天下读书人的治学方向。越来越多的士子开始涉猎百家，研究实际问题，以期在科场中脱颖而出。官办和私立的书院中，教授律法、算术、农工、乃至地理兵法的课程悄然增多。一场自上而下、由思想解放推动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变革，已然悄然启动，为未来王朝的官僚体系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思维方式。
与此相对的，是孔家无可挽回的衰落。 “天枢文会”如同一次公开的审判，将其从学术和道德的神坛上拉了下来。以往依附于孔家的门生故吏，见风使舵者众，或悄然疏远，或反戈一击，以求在新形势下站稳脚跟。
在朝堂之上，针对孔家及其关联势力的政治清算，也由狄仁杰主持，步步为营地展开。这并非疾风骤雨般的罢黜，而是精准的、依据律法的清理。先前文会上被曝出的孔氏田产问题，成为了绝佳的突破口。
御史台接到了“匿名”提供的、更为详尽的关于孔氏旁支巧取豪夺、隐匿田亩、逃避赋税的实证。狄仁杰以此为由，奏请武则天，派遣干练御史及户部官员，组成核查组，前往山东，“督导地方，清丈田亩，严查投献隐匿，以正国法，以安民心”。
此举冠冕堂皇，打着整顿地方吏治、增加国家税收的旗号，让孔家及其庇护者难以公开反对。核查组抵达曲阜后，雷厉风行，不仅查孔家，也查与孔家关系密切的地方豪强。一时间，山东官场风声鹤唳，与孔家捆绑过深的地方官员纷纷落马，孔家多年来经营的地方保护网络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大量被侵占的田产被清查出来，部分退还原主，部分充公，孔家的经济基础遭到沉重打击。
政治上，以往由孔家推荐、把持的某些清要职位，开始被那些在“天枢文会”上表现出色、或属于“新儒”、“实学”派的官员所取代。朝廷的重要文书、诏令的起草，也较少再征询孔家的意见。孔颖达虽仍保有官职，但已明显被边缘化，昔日门庭若市的景象一去不返。
孔家这棵参天大树，看似依旧枝繁叶茂，但其根系已在不知不觉中被虫蚁蛀空，内部的腐朽和外在的风雨，正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一个延续数百年的文化贵族，其政治影响力的崩塌，往往并非始于刀兵，而是始于一次思想上的“失道寡助”，以及随之而来的、依据规则的、冷酷无情的政治清算。
神都的文会余音，化作吹向四方的劲风，卷走了思想界沉积的暮气，也动摇了盘根错节的旧有秩序。帝国在文化的阵痛中，正悄然进行着一场深刻的自我更新。而这股新生的力量，最终将把武周，乃至其后的时代，引向何方，尚是未知之数。但毫无疑问，独尊儒术的时代，已然一去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