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市籍’与‘行会’之制。所有在州县固定经营之商贾，需登记‘市籍’，载明资本、经营类别、所在地。同类商贾需组成‘行会’，公推行首，负责协调价格、质量，并承担协助官府平抑物价、征收商税之责。行会内部可互相监督，若有违规，行首连坐。如此，可化散漫为有序，便于管理。”
“二，严惩‘囤积居奇’、‘参杂使假’。于《杂律》中明确定义此类行为及其量刑标准。尤其对关系国计民生之粮、盐、铁等物，一旦查实有巨商恶意囤积，操纵市价，当处以重罚，乃至抄没家产。前番那几家皇商，便可依此律严办，以儆效尤。”
“三，设‘市舶司’于广州、泉州等沿海重镇，专职管理海外贸易。以往海商往来，多赖地方官吏私下勾连，利归中饱。今当使其规范化，外商船舶入港，需至市舶司登记，抽解（征税）一部分货物，其余方可交易。同时，可鼓励本土商贾组建船队出海，由市舶司发给‘公凭’（许可证），既可增加国库收入，亦可扬威海外。对往来商旅，当提供馆驿、保护，以示朝廷怀柔远人之意。”
“四，尝试‘商税定额制’。以往商税征收，多由地方官吏随意摊派，商贾苦不堪言，亦易滋生腐败。可尝试在部分州县，根据其往年贸易额，核定一个合理的年商税总额，交由当地行会包干征收，按时上缴。若征收不足，由行会补足；若有盈余，则按比例留成，用于本地公益或奖励行会。此法或可减少中间盘剥，稳定商税来源。”
狄仁杰一口气说了许多，这些都是他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困境，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最后总结道：“如此‘导’‘管’结合，或可使商贾之力，如同江河之水，既不能任其泛滥成灾，亦不可强行壅塞断流。当为其开凿渠道，筑堤设闸，使其灌溉田亩，转动水磨，利国利民。商贾若守法经营，能助国用、便民生者，朝廷当予以承认甚至褒奖；若违法乱纪，侵害国家百姓者，则必以重典惩之。”
武则天听得极为专注，凤目中光芒闪动。狄仁杰的策略，无疑是在不根本动摇“重农”国策的前提下，对商业活动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制度化、规范化尝试。它承认了商业的必要性和力量，试图将其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而非简单粗暴地压制。
“卿之所言，深合朕心。”武则天缓缓道，“然，此策推行，必阻力重重。地方豪强、与商贾勾结之官吏，乃至朝中那些视商贾为贱业的迂腐之臣，恐皆会反对。”
“陛下明察。”狄仁杰肃然道，“此非一日之功，需循序渐进。可先于神都、扬州、广州等通都大邑试行，积累经验，完善法规。同时，需选拔清廉干练之臣，负责推行监督。更重要的，”他顿了顿，“是需让天下人明白，陛下此举，非为与民争利，实为通天下之货利，均天下之财富，固国家之根基。使守法之商贾得以安生，使投机之奸徒无所遁形。”
武则天站起身，走到殿窗前，望着外面恢宏的宫城。她知道，这将是一场不亚于思想争鸣的变革，触及的利益更深，牵涉的层面更广。但国库的需要、市井的稳定、乃至未来边关可能的巨大消耗，都迫使她必须握住这把双刃剑。
“便依卿之所奏。”她转过身，目光坚定，“着户部、刑部，会同有司，依此方略，详定条款，拟具章程，先在神都及淮南诸州试行。狄卿，此事仍由你总揽其要，务求稳妥。”
“臣，领旨。”狄仁杰深深一拜。他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为这庞大的帝国构建一套更有效、更合理的商业市场模式，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与挑战的道路，其中必然伴随着这个时代难以摆脱的局限性——官府的强势干预、吏治的潜在腐败、以及根深蒂固的轻商观念。但无论如何，变革的轮轴，已然在他的推动下，开始缓缓转动。神都的风，似乎也带来了一丝市井间新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