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停歇后的第七天，百金贵集团总部大厦的旋转门吞吐着西装革履的身影。审计组临时驻地的玻璃幕墙映着初秋的阳光，却挡不住会议室里剑拔弩张的气氛。特派员将一叠装订厚实的审计报告推到长桌中央，纸页边缘的红色批注像凝固的血痕——整整一周的地毯式核查，最终将矛头指向了位于开曼群岛的“海洋能源基金”。
“2018年毕玉芬主导的这笔海外投资，名义上是清洁能源项目，实际资金流向与招股书完全不符。”张工调出投影，屏幕上闪烁着复杂的资金链条，“美元资金出境后，通过七家壳公司层层嵌套，最终60%流入了高志豪父亲创办的‘振邦投资’海外账户，剩余40%则用于填补毕玉芬个人炒汇亏损。”
年轻审计员指着报告附录：“更关键的是，高志豪曾在2019年3月向董事会提交《海外投资风险预警备忘录》，明确指出该项目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风险，但毕玉芬以‘战略布局’为由驳回了建议。”
特派员的钢笔重重敲在备忘录复印件上——那页纸的角落有高志豪的亲笔批注：“若执意推进，需预留风险对冲机制。”而此刻，会议室的隔音门被推开，高志豪在一众律师陪同下走进来，手腕上的百达翡丽腕表折射出冷光：“特派员，既然审计结果证实了我的预判，是否该讨论一下集团的‘止损方案’？”
他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拍在审计报告上，毕玉芬的签名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法务组负责人翻开协议附件，声音陡然变调：“根据毕玉芬签署的《债务清偿暨股权让渡协议》，其名下5%股份已作为‘债务担保’转让给高总，且该协议经过公证处备案，符合《公司法》第71条规定。”
“等等，”孙丽丽突然举起手机，“毕玉芬在看守所托人带出的录音里说，这份协议是被胁迫签署的！”
高志豪的律师立刻起身反驳：“孙女士，根据《刑事诉讼法》，未经过当庭质证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况且，”他指向协议末页的银行流水，“2017年11月23日，高总确实向毕玉芬个人账户转账30万元，附言栏明确标注‘借款’，而毕玉芬至今未偿还任何本息，构成实质性债务违约。”
特派员盯着协议上的银行印章，突然想起瑞士银行发来的原始记录——那笔30万元的备注栏原本写着“封口费”，却被巧妙覆盖成“借款”。但当他试图调出原始凭证时，系统提示该文件因“介质损坏”无法读取。高志豪适时递过一杯咖啡：“特派员，审计讲究证据链闭环，不是吗？现在董事会面临更紧迫的问题——开曼群岛项目爆雷可能引发连锁诉讼，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窗外传来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屏报鸣声，百金贵集团的股价在审计结果公布后暴跌7%，却在高志豪走进会议室的瞬间止跌回升。他的暗桩通过海外账户持续吸筹，而那些因恐慌抛售的老股东们，此刻正盯着高志豪手中的“专利信托授权书”——根据高飞远的遗嘱，若集团遭遇重大危机，核心技术专利的运营权将自动转移至继承人名下。
“各位董事，”高志豪站到投影屏幕前，切换出一组股权结构图，“截至今日，我通过合法受让及市场增持，实际控制股份已达29.8%。加上振邦投资持有的8.7%，合计38.5%。”他顿了顿，指尖划过“毕氏信托”残留的1.2%股份，“而毕玉芬的5%股份，根据协议准备完成工商变更。”
会议室里响起窸窸窣窣的议论声。刘董事突然发难：“高总，振邦投资与百金贵存在同业竞争，违规持股涉嫌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刘董事说得对。”高志豪居然点头认可，从律师手中接过另一份文件，“所以我决定将振邦投资的海外资产注入百金贵，作为置换——条件是，由我担任集团总裁兼董事长，全面负责清理毕玉芬留下的烂摊子。”他甩出的ppt上，开曼项目的“风险对冲方案”赫然在目：早在2020年，他就通过离岸公司购买了巨额信用违约互换（cds），如今项目爆雷，反而能获得数亿美元的理赔。
特派员猛地抬头，终于明白高志豪的布局——他故意放任毕玉芬在海外投资中埋雷，再以“风险预警者”的姿态出现，用cds理赔填补窟窿，同时借审计风暴蚕食股权。而那份被“损坏”的银行原始凭证，显然是他动用关系做了手脚。
“我同意高总的提议。”一位曾被毕玉芬排挤的老董事突然表态，“至少他有能力挽回损失。”随着更多股东附和，董事会现场投票结果很快出炉：高志豪以51.3%的支持率，当选百金贵集团新任董事长。
当他接过象征权柄的鎏金印章时，宋晓倩正站在会议室角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她藏在袖口里的手机震动着，匿名邮件发来新的证据——高志豪指示司机销毁的儿童绘本里，夹着毕玉芬儿子模仿签名的涂鸦，那些笔迹与瑞士转账单上的“毕玉芬”如出一辙。但此刻，法务组已宣布审计结果“尘埃落定”，所有指向高志豪伪造签名的证据，都被归类为“毕玉芬个人贪腐的衍生材料”。
“宋秘书，”高志豪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他将董事长办公室的钥匙放在她掌心，“明天起，搬到顶楼去。”男人的指腹划过她手背上的月牙形疤痕，笑容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掌控欲，“毕竟，只有你最清楚，那些‘废弃碎纸’里藏着什么。”
宋晓倩抬起头，撞见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寒光。走廊尽头的玻璃幕墙外，夕阳将百金贵集团的logo染成血色，而高志豪正站在权柄的顶峰，用父辈留下的钥匙打开了保险柜。没人看见他从里面取出的不仅是专利文件，还有一份泛黄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是1998年，转让方正是毕玉芬的父亲，受让方一栏用隐形墨水写着高飞远的名字，而激活条件，赫然是“当毕氏后代失去集团控制权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