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庆复从怀里掏出一张剪下来的报纸，小心翼翼地展开：“您看，这上面写着‘祖籍山西洪洞县，后居江西南昌，离开之时，家人三代同堂，在京城从医，范氏庆正，盼寻族人’，庆玄哥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天就发了电报过去，那边已经回了，说这几日就动身回兰州！”
范福宁盯着报纸上那几行字，老泪突然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滴在胸前的绸褂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只能发出嗬嗬的声响。几十年前那个深夜，范庆正背着包袱偷偷离家，跪在他面前磕了三个响头，就转身迈入了茫茫的黑夜，那画面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这些年，一直没有消息，他甚至在每年清明都要给儿子单独烧些纸钱，心里早已做好了永别的准备，却没想到……没想到还能等到这一天。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范福宁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范庆隆背对着他们站在窗边，肩膀微微耸动着。这些年，他心里的那片冰原，早已被失去亲人的痛苦冻得坚硬如铁，可此刻，那块最深处的坚冰，却突然“咔嚓”一声裂开了缝，暖流顺着裂缝涌出来，烫得他眼眶生疼。他想起小时候，庆正总爱背着他捣鼓那些新奇的玩意儿，说“哥哥将来当大夫救民，我就去做官治国”，如今，弟弟真的用自己的方式“治国”了。
“庆正……他还记得家里……”范庆隆的声音哽咽，抬手抹了把脸，转过身时，眼里的红血丝看得一清二楚。
消息传到皋兰宅院时，范福廷正在院子里教几个孙子放风筝。他已经快七十了，背有些驼，可精神头还好，手里牵着风筝线，看着那只蝴蝶风筝在天上飞，笑得像个孩子。
“爹！”范庆复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庆正哥……有消息了！”
范福廷手里的风筝线猛地一松，蝴蝶风筝摇摇晃晃地掉了下来，正好落在一个小孙子怀里。他愣了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震得院角的老槐树都落了几片叶子。“好！好！”他一把抓住范庆复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快！备香烛！去祠堂！”
祠堂里，范福廷亲手点上六盏长明灯，又往香炉里插了九炷香，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中央那个神龛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九天圣母和列祖列宗在上，”他的声音带着激动的颤音，“庆正这孩子，没丢范家的脸！他回来了！咱们范家，团圆了！”
几个小孙子趴在供桌旁，好奇地看着那些牌位，其中一个脆生生地问：“爷爷，庆正伯伯是不是很厉害？”范福廷摸着孙子的头，眼里闪着泪光：“厉害！他是咱范家最有骨气的汉子！”
过了几日，一封来自福建泉州的电报送到了扶正堂。范福康的字迹依旧工整，只是笔画间多了几分苍老的颤抖：
“兰州诸亲钧鉴：自民国肇建，泉州常关已易名常税总局，归厦门海关辖制，下设八分局，法石、秀涂皆在其列。庆岁留任法石分局，诸事平稳；庆年外贸因新制而便，正筹组船队，拟拓南洋航线，前景可期。孙辈槐承、槐续、槐泽、槐芳均聪慧，入新式学堂，槐承近获校际文赛首奖，特报喜讯。闻庆正侄有讯，老朽夜不能寐，盼其早归，共饮团圆酒。福康手书，民国三年春。”
电报传到扶正堂里，范福宁让范庆隆念给他听，听到“盼其早归”时，老人又落了泪。范庆隆把电报叠好，放进怀里：“庆年这孩子有出息，都要开船队了。等庆正回来，咱们也把扶正堂的分号开到西安去。”
又过了几日，肃州的电报也到了。范福安在电报里说，肃州的改朝换代比想象中平稳，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减免了三成赋税，老百姓都念着好。他和范庆林打理的商号，最近和新疆的俄商搭上了线，打算把陇东的枸杞、黄芪往那边运，生意有望比往年好上三成。最后特意写了句：“庆正侄归乡，叔备了最好的雪莲，炖锅羊肉给你接风。”
兰州城的春天越来越浓了。扶正堂门口的老槐树抽出了嫩绿的新叶，范福宁每日都要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望着通往城外的路，手里摩挲着一本《黄帝内经》，书页都被翻得起了毛边，心思却放不到书上。范庆隆把医馆后院西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褥子新被，窗台上摆了盆刚开的迎春花，黄灿灿的煞是好看。
《大河日报》的办公室里，范庆玄正和吴淑玲商量着，等庆正叔来了，一定要请他给报社写篇文章。吴淑玲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笑着说：“让他给孩子取个小名吧，沾沾革命前辈的福气。”范庆玄点头，眼里满是期待。
这日傍晚，夕阳把兰州城染成了金红色，黄河的浪涛闪着粼粼的光。范福廷站在祠堂门口，望着天边的晚霞，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初次见面，饭桌上庆正跟他讨论枪炮原理时，说的话。
他笑了笑，皱纹里都盛着暖意。好日子或许还很远，但只要人还在，希望就在。就像这黄河的水，不管经历多少险滩，总会朝着大海的方向，一路奔流不息。
风拂过祠堂的飞檐，铜铃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是在欢迎那位即将归来的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