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庆玄心里一动，突然想起范庆正这几年寄回来的几本革命书籍，里面夹着几张他手抄的史料，赶紧说：“我家里还有些零散的史料抄本，改天送来。”
可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范庆玄就突然病倒了。
起初只是觉得累，后来就开始头晕，最后竟整日昏迷不醒。范庆隆把了他的脉，脉象平稳得不像话，既没有外感风寒的躁动，也没有内伤的郁结，就像一个熟睡的人。他开了几副安神的药，却一点效果都没有。
“怪了。”范庆隆盯着药方，眉头紧锁，“从脉象看，他根本没病，可怎么就醒不过来？”
吴淑玲急得团团转，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儿子范槐礼——这孩子是民国五年四月生的，范庆玄给他取名“槐礼”，盼着天下能有礼有序——眼泪止不住地流：“庆隆哥，你想想办法，求求你了！”
范庆浩提议：“要不……去博德恩医院试试？”
博德恩医院是英国传教士金品三在兰州黄河北山下开办的西医医院，有听诊器、手术刀，据说能治些中医治不了的怪病。范庆隆虽不相信西医，可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点头同意。
金品三医生给范庆玄做了检查，听了心脏，看了瞳孔，甚至抽了血（这在当时的兰州是件骇人听闻的事），最后摊了摊手，用生硬的中文说：“他的身体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就像……就像睡着了。”
这结果让所有人都傻了眼。范庆玄就这样躺在皋兰范家宅院的东厢房里，每天昏迷不醒，可奇怪的是，他的身体一点不见消瘦，脸色甚至比生病前还要红润，呼吸悠长，像在做一个漫长的梦。
吴淑玲抱着范槐礼，守在床边，每天都要给范庆玄擦身、喂水，轻声给他讲家里的事：“槐明今天在学堂得了小红花，他说等你醒了，要给你看……商号的伙计送来了新茶，等你醒了，咱们一起泡着喝……”
范槐明已经四岁了，懂事得让人心疼。他每天都要爬到床边，用小手摸了摸父亲的脸：“爹，你醒醒，我不闹你了，我把糖给你吃。”
这几年，洪槐商号的生意越来越差。民国建立后，时局动荡，商路时断时续，马安良等军阀又在各地设卡收税，一层剥一层，利润早就被刮得干干净净。肃州的范庆林发来的电报，字里行间都是绝望：“河西商路断绝，商号无货可运，欠债已达数千两，怕是撑不下去了。”
这日午后，阳光透过窗棂，照在范庆玄沉睡的脸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边。范福廷抱着范槐明，坐在床边的太师椅上，吴淑玲抱着范槐礼，靠在床头。从兰州回来的范庆浩、范庆复、范庆歆围坐在桌旁，低声说着话。
“兰州城里的粮价又涨了，一斗米要十五个铜板。”范庆浩叹了口气，手里的算盘拨得噼啪响，“商号的存粮只够撑到月底，家里的粮食也不多了。”
范庆复皱着眉：“前几日去肃州的商队回来了，说庆林哥把分号的铺子都卖了，还了些债，现在带着家人在肃州城租了间小院，靠做些小买卖糊口。”
范庆歆眼圈红了：“怎么会这样……前几年商号的生意不是还好好的吗？”
范福廷轻轻拍了拍怀里的槐明，声音苍老而疲惫：“这世道就是这样，换了个旗号，可骨子里的东西，一点没变。苛政猛于虎，军阀狠如狼，老百姓的日子，哪有那么容易好过？”
吴淑玲低头看着怀里的槐礼，孩子睡得正香，小脸红扑扑的。她轻声道：“不管多难，只要庆玄能醒过来，咱们一家人在一起，总能撑下去。”
范庆隆端着药碗走进来，碗里是他刚熬好的安神汤。他走到床边，用小勺舀了些药汁，试着往范庆玄嘴里送。药汁顺着嘴角流了出来，范庆玄一点反应都没有。
范庆隆放下药碗，坐在床边，望着弟弟沉睡的脸，突然说了句：“他是不是……不想醒过来？”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是啊，这乱世如此糟糕，或许在梦里，才能有片刻的安宁——那里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军阀混战，只有庆正说的那个“天下太平，百姓安康”的共和吧。
范福廷把槐明搂得紧了些，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他不知道范庆玄能不能醒过来，也不知道洪槐商号能不能撑下去，更不知道这动荡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他只知道，只要这宅院还在，只要家里的人还在，就不能倒下。
就像黄河里的石头，不管被浪涛拍打多少年，依旧稳稳地立在那里。
阳光慢慢西斜，东厢房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范庆玄依旧静静地躺着，呼吸均匀，仿佛真的只是睡着了。吴淑玲给他盖好了被子，范槐明在范福廷怀里睡着了，小手还紧紧抓着祖父的衣襟。
夜色温柔地笼罩下来，掩去了这家人的愁绪，也掩去了窗外那个依旧苦难的世界。或许，明天醒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吧？谁也不知道答案，只能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守着一丝微弱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