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同事总用奇怪眼神偷看我。
我调取他档案想摸底，系统显示“查无此人”。
清洁阿姨悄悄告诉我，他坐的那个工位，十年前死过人，死法和我每天下班的路上一模一样。
我寒毛倒竖，决定立刻绕路回家。
手机却收到他发来的消息：“别绕路，那条近道我们走了十年，今天该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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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档案馆新馆落成后，旧馆的大部分职能和人员都转移了过去，只留下我们这七八个人，守着这栋五十年代建的苏式老楼，处理些扫尾的零碎工作，美其名曰“善后办公室”。楼是空的，走廊长得望不见头，脚步声都有回音，说话声大点，能从这头嗡嗡地响到那头。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旧纸张、灰尘和地板蜡混合的、沉甸甸的霉味。阳光透过高大的、布满尘垢的窗户照进来，也是昏黄无力的，切割不开满室的晦暗。
陈默就是在这时候调来的。
没有正式通知，没有介绍信。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泡了杯浓茶，推开善后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油漆斑驳的木门，就看见靠窗那个空了很久、堆满过期杂志的工位上，已经坐了一个人。他穿着熨帖得一丝不苟的深灰色夹克，里面是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正低头整理着桌上的文件，动作不紧不慢。
听到动静，他抬起头，对我笑了笑：“早，我叫陈默，新来的，以后请多关照。”笑容很标准，嘴角上扬的弧度精确，但眼神却是冷的，像两口深井，没什么波澜。
我愣了一下，连忙回以客套的问候。办公室其他人陆陆续续来了，对陈默的出现似乎也都有些意外，但没人多问。这地方，人事关系早就冻结，调来调去都是上面一张纸的事，何况是这么个无关紧要的留守部门。大家互相点点头，就算认识了。
怪事就从这天开始。
陈默的工位在我斜对面，隔了两张桌子。只要我一抬头，或者无意中转一下视线，十有八九能撞上他的目光——他正在看我。不是光明正大的对视，而是那种快速的、在你察觉之前就移开的偷瞥。可次数多了，那种被窥伺的感觉就像沾在皮肤上的蛛丝，挥之不去。他的眼神很奇怪，不像好奇，也不像打量，更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我的位置，我的动作，甚至是我脸上细微的表情。有时我假装专注工作，用眼角余光扫过去，会发现他根本就没在忙，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脸微微朝着我的方向，眼神空茫，却又带着一种让人极不舒服的专注。
我私下里问过办公室里资格最老的钱大姐：“钱姐，这新来的陈默，什么来头？感觉……挺闷的。”
钱大姐从老花镜上方瞟了对面一眼，压低声音：“谁知道呢，神神秘秘的。档案关系都没从咱这儿过，直接来的。小苏啊，”她凑近了些，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那种混合着关切和八卦的语气，“你觉不觉得……他看你眼神有点不对？”
连钱大姐都看出来了。我心里那点不安开始放大。我想起陈默那双过于干净、几乎没有生活气息的工位，想起他喝水用的那个崭新的、连商标都没撕的玻璃杯，想起他偶尔接电话时，声音平板得没有起伏。这人就像个刚刚上好发条、摆进橱窗的模型，完美，但假。
我得搞清楚他是谁。
机会在第三天下午。钱大姐让我去内勤那边找一份旧年的部门预算表，内勤办公室角落里，就摆着那台老旧的、连着内部人事系统的电脑。管理员正好不在。鬼使神差地，我坐了过去，心跳有点快。系统界面还是十年前那种蓝底白字的风格，操作笨拙。我输入陈默的名字，在部门选择里勾上我们“善后办公室”，敲下回车。
屏幕闪烁了一下，跳出一行冰冷的红色宋体字：
“查无此人。”
我愣了，重新输入，仔细核对每一个字，再搜索。结果依旧。
“查无此人。”
四个字像四根冰锥，扎进眼里。一个每天坐在你对面八小时、领工资、吃食堂的大活人，在人事系统里不存在？开什么玩笑！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我想起他那种窥探的眼神，那种过于标准的微笑，那种与这栋陈旧大楼格格不入的“新”。
浑浑噩噩地回到办公室，陈默不在座位上。我坐立难安，那种被无形目光锁定的感觉更强烈了，仿佛他就在某个我看不到的角落，继续着他的“确认”。我需要透口气，也需要一点真实感。我拿起热水壶，借口打开水，走出了办公室。
开水间在走廊尽头，旁边是清洁工具存放的小隔间。我接完水，正准备离开，旁边小隔间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负责这一层卫生的吴阿姨拎着拖把和水桶走了出来。吴阿姨在这里干了快二十年，话不多，人很和气。
她看到我，点了点头，目光却在我脸上停了一瞬，迟疑着，小声开口：“苏干事？”
“吴阿姨，有事？”
她左右看了看，空旷的走廊里只有我们俩。她往前挪了半步，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声：“你……是不是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我心里猛地一跳，强笑道：“阿姨，您说什么呢？”
吴阿姨没笑，脸色在昏暗走廊灯下显得有点发青。她眼睛往我们办公室的方向瞥了瞥，又迅速收回来，看着我：“那个新来的……坐窗口那个男的。”
“陈默？”
“对，就是他。”吴阿姨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他坐的那个位子……邪性。”
“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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