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壁画的角落找到了答案。在“太微垣”星座的下方，有一行极淡的题记，经过红外扫描才显现出来：“武王伐纣，星在鹑火。”鹑火是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之一，《国语》里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壁画上的“鹑火”星区，恰好标注出了当时木星的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这不仅是星图，还是一部用星星写的史书。”陈默忽然明白，古人绘制这幅壁画，或许是为了记录下那场改变历史的战役，用永恒的星象，把瞬间的历史定格在岩壁上。而那些能随星空移动的星点，就像是一个“时间标尺”，让后人能通过星象的变化，回溯到三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四、被忽略的天文规律
壁画给现代天文学带来的惊喜，还在不断涌现。
李松涛的团队在观测中发现，壁画上的“岁星”（木星）轨迹，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结果存在细微偏差。起初他们以为是壁画的误差，可连续观测几个月后才发现，不是壁画错了，而是现代天文学的木星轨道模型，忽略了太阳系外恒星对木星的引力影响。
“就像我们算地球公转，只考虑太阳的引力，却忘了远处的天狼星、织女星也在拉着地球。”李松涛解释，“这种引力很小，对地球影响可以忽略，但对木星这样的气态巨行星，几百年积累下来，轨道偏差就很明显了。”而壁画上的木星轨迹，恰好修正了这个偏差——古人通过长期观测，把恒星引力的影响，悄悄藏进了星图的移动规律里。
更让人意外的是壁画上的“客星”（超新星）记录。在“天关星”的旁边，有一颗用红色颜料绘制的星点，标注为“客星出，天下变”。李松涛对照历史记录发现，这颗客星对应的，是公元1054年爆发的超新星——也就是现在的蟹状星云。而现代天文学一直认为，人类对这颗超新星的最早记录，是宋代的《宋会要》。可壁画上的红色星点，比《宋会要》的记载早了整整五十年。
“古人怎么能提前五十年观测到超新星爆发？”这个问题困扰了李松涛很久。直到他仔细研究壁画的颜料，才发现红色星点的硫化物薄膜比其他星点厚三倍——这意味着它能吸收更多宇宙射线，释放的光也更亮。“或许古人早就发现，超新星爆发前，宇宙射线会先增强，所以特意加厚了颜料，提前标注出‘客星’的位置。”李松涛说，这比现代天文学通过伽马射线暴预测超新星，早了整整一千年。
这些发现让陈默想起了敦煌研究院里的一幅《浑天图》。图上画着一个圆形的天球，天球上的星官用细线连接，线的末端指向地面上的敦煌。“古人不是在‘仰望’星空，而是在‘对话’星空。”他站在两幅图之间，忽然觉得眼前的岩壁变得透明，千年的时光在星点的闪烁中流转，“他们把观测到的规律，刻进壁画里，等着后人来解读。就像一场跨越千年的接力赛，我们刚好接住了他们递来的 baton。”
五、星图之外的对话
敦煌的冬天来得早，风沙也更烈了。第323窟的门口，加装了一层恒温恒湿的保护罩，游客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那面泛着微光的墙壁。陈默却常常避开人群，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洞窟时，独自走进来。
阳光落在壁画上，星点的微光渐渐淡去，只剩下斑驳的色彩和模糊的线条。可陈默知道，当夜幕降临，这些星点又会醒来，继续它们千年未停的移动。“有时候我会想，绘制这幅壁画的工匠，会不会也曾像我一样，在深夜里坐在洞窟里，看着壁上的星象，想象着千百年后的人，会不会读懂他们留下的密码。”
李松涛带着学生来敦煌实习时，总会把课堂设在第323窟里。他让学生们关掉手电筒，在黑暗中等待星点亮起，然后指着“北斗七星”说：“你们看，古人把斗柄的转动称为‘斗转星移’，而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地球公转的结果。可无论是‘斗转星移’还是‘地球公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人类对星空的认知，从来都是一脉相承的。”
有一次，一位年迈的敦煌学学者来参观，看到壁画上的星象，忽然老泪纵横。他说，年轻时曾在敦煌文献里看到过一句“壁上星移，古今同道”，当时以为只是文人的感慨，直到今天才明白，这句话里藏着的，是古人对宇宙的敬畏，也是对后人的期许。
陈默和李松涛正在筹备一个特殊的展览——他们要在第323窟的对面，建一个实时观测台，把洞外的星空景象投射在屏幕上，与壁画上的星象形成对照。“这样，游客就能亲眼看到，千年后的星空和古人绘制的星图，是如何在这洞窟里相遇的。”陈默说，这不是为了炫耀科技，而是为了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夜晚的敦煌，星空格外清澈。第323窟里，壁画上的星点与洞外的星辰遥相呼应，斗柄缓缓转动，像是在指引着什么。陈默站在洞窟中央，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连接古今的一座桥——桥的这头，是用望远镜和计算机探索宇宙的现代人；桥的那头，是用颜料和智慧记录星空的古人。而这座桥的基石，就是那幅在黑暗中闪烁的星空壁画，是人类对宇宙永恒的好奇与探索。
风沙掠过莫高窟的崖壁，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古人的低语，又像是星辰的流转。陈默知道，这场对话不会结束，就像壁上的星象，会一直随天而变，直到下一个千年，下一个读懂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