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8日下午，波音747伴随着轰鸣声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透过舷窗，凌云能看到机场以色列航空公司检票台附近区域——两个月前那里曾发生枪击事件。这种紧张氛围与加州灿烂阳光形成奇特对比，也提醒着他美国之行并非坦途。
郑斌整理着西装，透过舷窗望着机场：“洛杉矶，终于到了。凌先生，这就是我们淘金的第一站。”
出口处，一个举着“郑斌先生”牌子的年轻人向他们招手。他是郑斌美国分公司的小王，已在洛杉矶工作两年。
去宾馆的路上，小王开着车介绍：“洛杉矶现在台湾、香港来的资金不少，听说有人刚买下了洛杉矶最大的旅馆。” 郑斌闻言，饶有兴趣地追问细节，凌云则默默将这条信息记在心里。
他们下榻在市中心一家酒店。办理入住时，凌云注意到大堂里穿梭着不少亚洲面孔的商人，耳边飘过零碎的金融术语——这一切都印证着1996年洛杉矶作为亚太资本门户的地位。
次日，小王载着他们开始了硅谷之旅。车行驶在101号高速上，他介绍道：“从1994年到去年，硅谷增加了20万个工作，但住房只增加了3万8千套。” 窗外，硅谷的建筑群在阳光下闪烁着科技的光芒，但通往圣何塞的通勤路上，车辆行驶缓慢，通勤时间可能长达2.5小时。
他们参观了斯坦福大学周边的科技公司区域。小王指着一些办公楼说：“这里的商业空置率只有4.4%”，同时补充道“软件工程师平均年薪高达8万5千美元。”硅谷的繁荣背后，是半导体产业平均薪酬7万5千4百美元，而电子生产线工人的收入在1991至1996年间却下降了6%。
第二天，凌云在郑斌和小王陪同下来到高盛旧金山办公室。开户过程专业而高效，客户经理提供了多种杠杆方案：“股票交易最高可提供10倍杠杆，股指期货最高可达30倍。”
郑斌听到30倍杠杆时眼睛一亮，但凌云冷静地选择了10倍杠杆——足够放大收益，又不会过度冒险。
接下来的一周，凌云和郑斌在酒店房间里开始了美股交易。凌云并不频繁操作，大多数时间只是观察市场动向，偶尔向郑斌解释：“行情好时，不要被冲昏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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