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商路大捷与科举舞弊案的尘埃落定，如同两记重锤，狠狠砸在赵文明及其党羽摇摇欲坠的根基上。赵文明病情加重，缠绵病榻，其明面上的势力在朝堂几乎销声匿迹。格物院与陈野的声望，一时无两。
然而，陈野心中那根弦却从未放松。他深知，像赵文明这样盘踞朝堂数十年的老狐狸，绝不会轻易认输。表面的沉寂之下，往往是更危险的暗流。对手很可能已经改变了策略，从正面攻击转向了更深远、更釜底抽薪的领域。
果然，新的风波并未在朝堂掀起波澜，而是以一种看似温和、实则影响深远的方式，在帝国根基的另一个要害——教育与人才储备领域，悄然发酵。
这一次，站在前台的不再是赵文明的直接党羽，而是代表着传统士林力量、清流典范的国子监和遍布各地的官学体系。
事情的起因，是格物院“技术开源”和“实务策”取士的成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儒家经典在教育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许多年轻士子，尤其是家境普通、渴望快速出人头地的寒门学子，开始对格物院那套“能快速见到实效”的学问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再满足于皓首穷经，而是想方设法搜集格物院流出的各种手册，甚至有人不远千里跑到京城，只为在格物院门外听几句“真传”。
这股风潮，引起了国子监祭酒孔守贞等一批大儒的深深忧虑和强烈不满。孔守贞，年逾花甲，须发皆白，是朝野公认的道德文章楷模，门生故旧遍布天下。在他看来，格物院所倡导的“奇技淫巧”和“功利之学”，是对圣贤之道的亵渎，是对千年文脉的背叛，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人心不古，士风败坏，国将不国！
在赵文明残余势力的暗中怂恿和串联下，一场由国子监发起、各地官学积极响应、旨在“匡正学风、扞卫道统”的运动，悄然展开。
首先，国子监颁布了一系列内部条令，严禁监生阅读、传播格物院流出的“杂书”，禁止私下讨论“实务策”考题，并将“恪守经义、潜心圣学”作为考核监生品行的重要标准。几位偷偷研究《标准件图谱》被发现的监生，甚至受到了严厉的惩戒。
紧接着，各地官学有样学样。课堂上，夫子们开始有意无意地贬低“格物”之学，称其为“匠人之术”、“末流小道”，告诫学子们唯有“读圣贤书、明君子理”才是正途。一些激进的地方官学，甚至明确拒绝接收曾参加过“格物技术行会”或明显流露出对“实务”感兴趣的生员。
更隐晦的，是在科举的预备阶段施加影响。各地官学推荐的“优贡”名额，开始明显向那些经义功底扎实、文采斐然、但对实务一窍不通的学子倾斜。而那些在“实务策”上表现出潜力、或在地方“格物行会”中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则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失去了很多晋升和展示的机会。
这股风潮看似温和，没有刀光剑影，却如同无形的壁垒，阻碍着格物院理念的传播和新式人才的涌现。它试图在源头上，将未来的官员和精英，重新拉回到只知空谈道德文章、不通世务经济的老路上去。
“侯爷，这样下去不行啊！”刘明远拿着各地报来的、关于官学排斥格物理念的情况汇总，忧心忡忡，“国子监和官学把持着天下士子晋升的主要通道。他们如此排斥，长此以往，咱们格物院就算有通天本事，也难为无米之炊！未来朝堂之上，恐怕还是那帮只懂之乎者也的老面孔！”
沈括也补充道：“而且，据我们数据分析，官学体系推荐上来的‘优贡’，在后续的‘实务策’考试中，平均得分远低于那些通过自学或地方选拔上来的寒门学子。这说明，现行的官学培养体系，确实与实务脱节严重。”
陈野看着报告，脸色平静，但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当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对抗无法取胜时，敌人必然会退守到他们最后的堡垒——意识形态和人才培养领域。这是关乎未来几十年国运的根基之战。
“孔守贞？国子监？官学？”陈野嗤笑一声，“想跟老子抢下一代？玩‘思想禁锢’和‘人才垄断’？老子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没有选择直接与国子监和官学体系正面冲突，那只会陷入无休止的“义利之辨”口水仗，正中对方下怀。他再次祭出了自己的法宝——用实绩说话，用新模式破局。
第一招，树立“学以致用”的超级样板。
陈野让沈括和李明远，将徐元亮（磁电探索）、李明远（梯度税法）、周文渊（优化漕运）等几位因“实务策”进入格物院，并迅速在各自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年轻人，打造成“格物之星”。将他们的事迹、研究成果（剔除核心技术细节）以及因此获得的荣誉和待遇，编写成生动详实的《格物英才录》，配上画像（依旧是请画师），再次大量印刷，免费发放。
这一次，投放的重点不再是市井街巷，而是各地书院、私塾的附近，以及士子们聚集的茶馆、文会场所。
“看看！徐元亮，寒门出身，因‘实务策’入格物院，如今探索天地至理，受陛下嘉奖！”
“李明远，精于算学，入格物院后参与税制改革，利国利民！”
“周文渊，一策动漕运，省下国帑何止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