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召集了还能联系上的师、旅级指挥员。
“收起你们的地图，那些战前绘制的防线已经不存在了！”科涅夫的声音沙哑但严厉：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守住那条不存在的线，而是迟滞！
用一切手段迟滞汉斯军！利用每一片树林，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村庄！
组织反坦克小组，配备反坦克枪和燃烧瓶！
没有反坦克枪，就用集束手榴弹！
步兵挖掘散兵坑和反坦克壕，不要聚集！”
他特别强调了协同，尽管这在此刻极其困难：
“注意汉斯军飞机的动向，斯图卡来了就疏散隐蔽。小股部队实施侧翼骚扰，袭击他们的侦察单位和后勤车队。
记住我们的任务是争取时间，为后方组织新防线争取每一分钟！”
在溃败的洪流中，政工人员（政委）和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扮演了残酷而关键的角色。
他们设立拦阻队，收容溃兵，重新整编。
对于擅自撤退、散布恐慌甚至临阵脱逃者，政委有权当场执行战场纪律。
这种铁血手段在道德上充满争议，但在军队濒临崩溃的边缘，它强行遏制了恐慌的蔓延，将一盘散沙重新凝聚成有组织的抵抗单元。
焦土政策也被严格执行，撤退的毛熊军和nkvd部队系统地炸毁桥梁、烧毁村庄和未收割的麦田，浓烟遮天蔽日，留给汉斯军的是一片片废墟。
最高统帅部（stavka）开始从内地军区——莫斯科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乌拉尔军区——紧急调集战略预备队。
这些部队装备不齐，训练水平参差不齐，但他们被仓促编组成新的集团军，像救火队一样，被一列列火车运往斯摩棱斯克、基辅等关键地域，填补前线不断出现的巨大缺口。
就在西线血流成河、兵源极端紧张之际，一个极具战略风险的决定在最高统帅部形成。
斯大林站在巨大的远东地图前，目光锐利。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汇报：
“西方面军压力巨大，朱可夫同志多次请求增援，尤其是缺乏有经验的西伯利亚师。”
斯大林沉默片刻，手指点向地图上满洲地区那巨大的、标着小鬼子关东军的红色区块：
“远东，我们不能动。小鬼子像秃鹫一样在盯着我们。”
他清楚记得佐尔格从东京发回的、经过多方印证的情报，指出日本“南进”的战略意图似乎更为明显，但其庞大的关东军始终是悬在背后的利剑。
这是一个赌博。
将训练有素、耐寒善战的远东集团军主力留在原地，意味着西线要用更多新兵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汉斯军的钢铁洪流。
但这也是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两线作战。
斯大林最终拍板：
“远东军区保持一级战备，监视关东军。没有我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西调！”
到了七月上中旬，尽管局势依然极端恶劣，但一些细微的变化开始出现。
汉斯军的推进不再像最初两周那样势如破竹。
毛熊军的抵抗变得更有层次。
在某个不知名的路口，几辆新抵达前线的t-34坦克依托地形埋伏，其倾斜装甲弹开了汉斯军iii号坦克的50毫米炮弹，76毫米坦克炮则轻易地将对手击毁。
汉斯军士兵第一次在面对毛熊国坦克时感到了技术上的劣势和震惊。
在斯摩棱斯克地域，被包围的毛熊军部队发起了决死的反冲击，虽然未能打破合围，但严重消耗了汉斯军的兵力和时间。
代价是惨重的。
整片整片的国土沦陷，成千上万的官兵牺牲或被俘，装备损失不计其数。
但毛熊这头被突如其来的重击打懵了的巨兽，终于在痛苦和混乱中，睁开了血红的眼睛，发出了低沉而危险的咆哮。
它的战争机器虽然笨重，虽然遍布伤痕，但已经启动，并开始缓慢而坚定地加速。
最寒冷的严冬，还未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