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详细分析了海军的观点：
“第一，战略重心。白鹰国及其盟友，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对手和必须获取的资源所在。
任何偏离此重心的行为都是在浪费帝国宝贵的战争潜力。”
“第二，后勤与地形。西伯利亚的交通条件极端恶劣，缺乏足够的铁路和公路网。
我军一旦深入，后勤补给线将漫长而脆弱，极易被苏军残余力量和恶劣自然环境切断。
这可能导致另一场规模更大、更持久的消耗战，帝国国力无法同时支撑大夏战场和西伯利亚战场。”
“第三，对德关系。我们与汉斯国的盟约并非毫无保留。
他们是否会与我们公平分享毛熊国的遗产？还是会将我们视为他们征服欧洲后的下一个目标？
与希特勒合作，需要保持最高程度的警惕。”
“第四，不要低估毛熊国。
诺门罕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在远东，苏军依然拥有强大的炮兵、坦克部队和顽强的战斗力。
朱可夫不好对付，谁能保证远东苏军中没有第二个朱可夫？
贸然进攻，可能撞得头破血流。”
海军的结论明确而坚定：
必须遏制陆军的北上冒险，坚定不移地执行“南进”政策，甚至不惜对美、英、荷开战，夺取东南亚的战略资源。
陆海军的激烈对立，迅速被摆到了最高决策层面前。
一场决定小鬼子未来国策走向的御前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
会议上，陆海军首脑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交锋。
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慷慨陈词，反复强调汉斯国创造的“黄金窗口期”稍纵即逝，描绘了一幅北上成功、与汉斯国瓜分欧亚大陆的宏伟蓝图。
他们提交了初步的作战构想，主张关东军立即进行战略展开，在秋季到来前，对苏军远东防线发起决定性突击。
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则寸步不让，强烈抨击陆军方案是“无视帝国根本利益的妄想”。
他们指出，海军需要集中全部力量确保南进作战的胜利，无法为陆军的西伯利亚冒险提供护航和支援。
他们强调，没有南洋的石油，不仅海军战舰将成为废铁，陆军的坦克和飞机也同样无法动弹。
两线作战是自杀行为。
内阁的文官们忧心忡忡，既担心对苏开战会彻底将小鬼子拖入与中苏两线作战的深渊，又害怕拒绝陆军会引发内部不稳。
他们试图调和，但在陆海军根深蒂固的矛盾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会议充满了火药味，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陆军指责海军怯懦，只顾自家地盘；
海军反击陆军愚蠢，要将国家拖入绝境。
最终这场高层会议未能就“北进”还是“南进”做出最终决断。
但在陆军的强烈要求下，会议达成了一项危险的妥协：
命令陆海军“各自进行充分准备”。
这道模糊的命令，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会议结束后，关东军总部立刻闻风而动。
大量的部队和物资开始以“年度演习”为名，向苏满边境集结。
铁路运输变得异常繁忙，一车车士兵、火炮、九五式轻战车和九七式改中战车被运往前沿。
侦察机频繁越过边界进行航空拍照，小股部队的挑衅性巡逻次数明显增加。
苏满边境的气氛骤然紧张，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