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贵友起初不肯喝，骂骂咧咧：“老子没病！喝这马尿做啥子！”
李安后把药碗往他面前一顿，第一次用近乎嘶吼的声音说：“不喝？你想烂死，我们娘几个不想！你不喝，我就去公社告你，让大家来看看你江贵友是个啥子货色！”
或许是怕事情彻底闹大，江贵友这才悻悻地接过碗，皱着眉头灌下去。
这药，一家人都得喝。每次熬药，气氛都压抑得让人窒息。二女儿年纪小，端着药碗，眼泪大颗大颗地掉进碗里：“妈，为啥子我们也要喝这么苦的药？我们又没做错事……”
李安后别过脸，偷偷用袖子擦掉自己的眼泪，硬起心肠说：“别问，喝了……喝了才能好。”
自从这事传开后，江家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了。以前还能一起玩的邻居孩子，都被大人严厉告诫，不准再靠近江家姐妹。路上相遇，人们也像躲瘟疫一样绕道走，或者投来掺杂着怜悯与鄙夷的复杂目光。
大女儿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着远方发呆，眼神里没有了少女的光彩，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暗。有一次，她听到几个长舌妇在议论：
“啧啧，可惜了江家那两个姑娘，模样挺周正的，这辈子算是毁了。”
“可不是嘛，谁家敢要啊？沾上这种病，晦气！”
她猛地站起身，冲回屋里，把脸埋进被子里，压抑的哭声像受伤的小兽。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里，婚姻成了她们逃离这片泥沼唯一的救命稻草。媒人上门，介绍的都是遥远他乡、条件并不怎么好的人家。
大女儿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对着媒婆和母亲，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我嫁。越远越好。”
没有聘礼，没有隆重的仪式，她就像一件急于脱手的包袱，匆匆嫁到了几百里外一个陌生的山村。临走那天，她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生活了二十年的家和泪流满面的母亲，决绝得仿佛要斩断与这里的一切联系。
二女儿目睹了姐姐的逃离，也依葫芦画瓢，很快也远嫁他乡。院子里曾经的热闹（尽管常常是吵闹和哭嚎），彻底消失了，只剩下日渐佝偻的李安后和三儿子，还有那个依旧死性不改、偶尔拖着病体出去鬼混的江贵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