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车间休息室，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工人们端着搪瓷饭盒，话题空前一致：
“听说了吗？板上钉钉了，搬鱼洞！”
“集资建房的通知贴出来了！办公大楼布告栏！”
“多少钱？贵不贵？”
下午下班，李二刻意绕到办公大楼前。果然，那张盖着鲜红厂部大印的通知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手指点着纸面，议论声像煮沸的水，每个人脸上都混合着兴奋、焦虑与盘算。
“三室一厅，四万八！”
“看见没？工龄二十年能减八千！”
“说是最后一次福利，让大伙儿在新厂区都能安家！”
李二挤不进去，只听到这些只言片语，心里沉甸甸的。四万八，对这个普通双职工家庭来说，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
回到家，屋里弥漫着炒白菜和廉价白酒的味道。公公杨裕华和丈夫杨军正就着半碗油炸花生米，对着那台雪花点的旧电视。电视里，播音员正用平稳的语调播报着东北某大型国企职工下岗安置的新闻。
婆婆曾星云端着一碟泡菜从厨房出来，忧心忡忡地加入话题：“听说厂子真要搬鱼洞了？那么远……还说要在那边集资建房？咱们现在这房子，上次集资才住了不到十年，这……”
“建房？建什么房？”杨裕华抿了一口酒，脸上是经历多年安稳（哪怕是清贫的安稳）后的惯性质疑，“厂子搬，还能把工人扔半道上？总得有地方安置。我看啊，等着分房就是。” 他的逻辑简单而直接：厂即家，家即厂。
杨军没接父亲的话，只是盯着电视屏幕里那些茫然走出厂门的身影，默默夹了颗花生米。
周末，李二和杨军去沙坪坝看望李二父母。饭桌上，李道明自然而然地问起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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