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渊的回信如同一道无声的惊雷，虽未公开，却在江南道官场某些敏锐的圈层中激起了暗涌。
陈恪的名字，不再仅仅与“能吏”、“酷吏”挂钩，更隐隐与“简在帝心”四个字产生了微妙的联系。
陈恪深知，仅靠杨廷渊的赏识和一纸方略还不够。
他需要更广泛的舆论支持，需要将“青州模式”和“沧浪江治理”塑造成一种众望所归的“势”，让朝中反对者投鼠忌器，让支持者更有底气。
“观摩会”的成效显着，但影响范围仍局限于周边州县和行省部分官员。
陈恪决定，将这股风，吹得更远，刮得更猛。
他再次提笔，但这次写的不是奏章，而是一系列立意更高、文采斐然，却又紧扣实务的策论文章，如《数据治国论》、《流程再造与胥吏效能考》、《论跨域治理与沧浪江试点》等。
这些文章，他不再匿名，而是堂堂正正署上“青州知县陈恪”之名，通过韩振等士林渠道，投向那些在清流和官员中颇有影响力的书院学刊、私人邸报。
文章中没有直接提及具体的治理方略，而是高屋建瓴地阐述其背后的管理哲学和制度理念，将青州的实践上升到“经世致用”之学的高度。
其新颖的观点、严密的逻辑和务实的精神，立刻在渴求变革的年轻官员和士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读陈县令之文，方知政务亦可如兵事，讲究章法数据！”
“此乃实学也！”
“空谈性理，何如解决实际问题？”
“若各地官员皆能如陈县令般思虑，何愁吏治不清，民生不富？”
一时间，“陈恪”二字频繁出现在各类文会讨论和书信往来中，其“政务革新者”的形象愈发鲜明。
甚至有一些在京城翰林院、都察院任职的年轻官员，也开始关注和引用他的观点。
与此同时，陈恪授意周淳，将之前精心准备的《青州理政纪要》进行大量抄录，不仅分送给观摩会来过的州县，更主动寄送给一些素有清名、或对实务感兴趣的地方大员和京官。
这份纪要，成了他理念最直观的载体。
在营造士林舆论的同时，陈恪也在进行着更实际的“合纵”布局。
他利用李崇道这条线，以及之前救灾、观摩会中建立的联系，开始有选择地与周边几位同样受水患困扰、且对现状不满的州县官员进行更深入的沟通。
他不再仅仅展示成果，而是分享方法，提供帮助。
派出沈括指导账目清理，让周淳协助设计政务流程，甚至承诺在治理方略通过后，优先与这些州县进行合作，共享资源和经验。
这种“授人以渔”的姿态，加上陈恪背后若隐若现的京城背景，使得一些原本摇摆不定的官员开始向他靠拢。
一个以青州为核心，以“沧浪江治理”为共同目标，松散却目标一致的“改革派”地方官员联盟，正在悄然形成。
他们或许力量尚微，但联合起来的呼声，却不容小觑。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陈恪这边紧锣密鼓地造势合纵，那边的反击也随之而来。
只是，这一次对方的手段，更加阴险。
这一日，苏十三接到信息分析组的急报：
京城突然流传起一种说法，称陈恪在青州之所以能取得“卓着政绩”，并非因其才干，而是因其“貌比潘安”，与江南道某位权势煊赫的宗室郡王关系“非同寻常”，其所行新政，皆赖这位郡王在背后大力支持，甚至暗示两人有“断袖”之嫌！
这谣言恶毒至极！
它不仅试图抹杀陈恪的所有努力和能力，更将其成功归因于不堪的“幸进”，直接攻击其道德人品，且牵扯到敏感的宗室，让人难以辩白，一旦传开，足以毁掉陈恪所有的清誉和前程。
“无耻之尤！”
周淳得知后，气得浑身发抖，
“这是要将大人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沈括也焦急道：
“此等污蔑，空口无凭，却最难澄清！”
“尤其涉及宗室，一个处理不当，便是大祸！”
陈恪听完，脸上如同覆了一层寒霜，眼中却燃烧着冰冷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