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默许如同一道无形的护身符，让陈恪在都察院内部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些曾经冰冷的墙壁似乎回暖了几分，至少，明目张胆的刁难消失了。
然而，陈恪深知，这远非高枕无忧。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那浩瀚如烟的文书和根深蒂固的阻力中，找到确凿的证据。
调阅丙辰年永丰仓入库原始单据的文书已发往户部与仓场衙门，但回应却如同石沉大海，预期的期限已过，却只收到几份格式规范、内容空洞的例行回文，声称“年代久远，单据繁多，正在加紧整理核查”。
显然，对方正在利用规则的另一个层面——拖延战术，进行消极抵抗。
陈恪坐在值房内，面前摊开着沈括这几日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能搜集到的、所有与丙辰年漕运、入库相关的零散文书副本、邸报摘要乃至一些无关紧要的粮仓日常记录。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如同散落一地的拼图，难以窥见全貌。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本《都察院则例》上，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关于“协同办案”的条款。
条款规定，若案件涉及多部院事务，或案情重大复杂，可由堂上官指派，或经申请批准，由多位御史协同调查。
一个念头逐渐清晰。他不能再单打独斗了。
仅凭他一人之力，对抗整个户部乃至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势力，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需要盟友，需要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内部，找到那些同样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或至少可以被利益和形势所驱动的“支点”。
他想起了前几日在架阁库，那位冒着风险向他传递关键信息的老书吏王伯。
王伯代表的，或许就是一股可以被争取的、隐藏在旧纸堆下的潜流。
他更想起了都察院内那些与他年纪相仿、品级不高、同样坐在“冷板凳”上的年轻御史们。
他们或许缺乏资历和人脉，但往往锐气未失，渴望建功立业。
这些人，是他最容易接触和可能争取的对象。
但要如何接触？
直接上门游说，显得过于急切，也容易被打上“结党”的标签。
他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彼此自然靠近的“场”。
他的目光扫过沈括整理的那些零散文书，最终停留在几份关于去年南方漕运因河道淤塞导致延误，进而影响京城粮价波动的记录上。
漕运……这是帝国的经济命脉，也是贪腐的重灾区，更是永丰仓案可能延伸的方向。
一个想法在他脑中成型。
他铺开纸张，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文书。这一次，并非弹章，也非质询，而是一份题为《漕运稽核与仓储管理关联疏议》的策论性文章。
文中，他并未直接指控任何人，而是以近期粮价波动和永丰仓案为引，系统分析了当前漕运稽核与仓储管理环节存在的制度性漏洞和潜在风险，并初步提出了几条改进建议，例如统一漕粮验收标准、建立漕运与仓储数据联动核查机制等。
这并非一份正式的奏疏，更像是一篇供内部讨论的学术文章。
他打算将这篇文章，以“请教”、“交流”的名义，私下送给几位他观察已久、品性能力尚可的年轻御史。
这既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播种。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眼光和能力，吸引志同道合者，逐步构建起一个以“实务”和“革新”为纽带的、非正式的小圈子。这便是在规则之内，团结力量的开始。
同时，他也在为下一步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