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建立牢固据点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南洋乃至更遥远的西洋。南海之上那场近乎神话般的歼灭战，以及帝国舰队展现出的、远超这个时代认知的恐怖武力，让所有曾经或多或少依附于西方殖民者、或是在各方势力夹缝中求存的南洋邦国与城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恐慌。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距离马六甲最近的满剌加（马六甲苏丹国残余势力）、柔佛、亚齐等苏丹国，以及苏门答腊、爪哇岛上的诸多土王。他们派出的使节团，几乎是前后脚地抵达了帝国在南洋的新核心——广州港。这些使团携带着象牙、香料、珍珠、玳瑁等传统贡品，言辞恳切，姿态谦卑，一如数百年前郑和宝船队巡弋南洋时的景象，口称“上国”，祈求“册封”与“庇护”。
然而，当他们被引荐至广州新设立的“帝国南洋事务衙门”时，遇到的却并非想象中热衷于“万国来朝”虚名的天朝官员。主持事务衙门的，是林清源一手提拔、深谙陈默理念的干吏。他没有接受那些充满朝贡色彩的表述，而是平静而坚定地拿出了一份由摄政王府与海事总局联合制定的《南洋诸邦通商友好条约》草案。
“诸位使者，”事务衙门的主事官员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帝国海军肃清海疆，铲除尼德兰等西方夷人暴虐之徒，旨在恢复南洋商路之安宁，使万民得以自由贸易，共享太平。帝国无意于虚名，亦不寻求尔等称臣纳贡。”
他指着条约草案的核心条款解释道：“帝国愿与南洋诸邦建立平等之通商关系。帝国商船可在各邦指定港口自由停泊、贸易，并享受最惠待遇；同样，各邦商船亦可至帝国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贸易，受帝国海军保护。帝国将在各主要贸易点设立商站，负责协调贸易、裁决纠纷。作为保障，帝国海军有权在必要时应邀协助各邦清剿海盗，维护海域安宁。”
这番话，让许多抱着旧有“朝贡”思维前来的使者面面相觑，一时难以适应。他们习惯了依附强者，缴纳贡赋以换取保护或是避免被征服，却从未遇到过如此“古怪”的强者——不要名义上的臣服，只要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则主导权。
几乎与此同时，停泊在广州港外、原本趾高气扬的几艘西方商船——包括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几艘姗姗来迟的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商船——也收到了由帝国海军巡逻艇送达的《帝国南洋海域通航与贸易管理条例》。
条例明确规定：所有外国商船，在帝国认定的南洋海域（其范围被模糊但有效地界定为帝国海军力量所能覆盖之处）航行，需向帝国海事总局报备航线、货物，并接受必要的检查。所有贸易需在帝国指定港口进行，并缴纳统一的、远低于以往被西方公司垄断时盘剥程度的关税。严禁私运违禁品，严禁携带超过自卫所需限度的武器。最重要的是，所有商船必须承认并遵守帝国对此片海域的司法和安全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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