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一个字——‘人’。”李先生在黑板上用力写下一个端正的“人”字，“我们，都是人，顶天立地的人！读书识字，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事理，不被鬼神欺骗，不被坏人蒙蔽，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创造好日子！”
他没有讲“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从“人”这个最根本的概念开始，赋予其“独立”与“自强”的新内涵。孩子们跟着他一遍遍朗读，稚嫩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
算术课上，他用村里分配田地、计算工分的实际例子来讲解加减法；自然课上，他拿出科学院下发的、绘有蚊蝇和细菌的挂图，解释为何要清理积水、为何要喝开水。课堂不再是死记硬背的牢笼，而成为了连接知识与日常生活的桥梁。
阻力与希望
推广之初，阻力不可避免。一些守旧的乡老私下嘀咕：“读这些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还不如早点下地干活！”“女孩子家，读什么书，将来还不是别人家的人？”
然而，新政的强力保障和现实的变化，逐渐消融着这些阻力。朝廷明文规定，适龄儿童（无论男女）必须入学，否则其家庭将受到影响（如工分扣除、分配资源延后）。更重要的是，村民们逐渐发现，那些在学堂里认识了几个字、学会了简单算数的孩子，确实更能帮家里看懂官府的告示、计算收支，甚至能说出些他们不懂的新鲜道理。
尤其当第一批深井出水、第一批鸡鸭消灭蝗虫、第一批新村房屋建成时，村民们模糊地意识到，这些改变似乎都与学堂里教的那些“格物”道理有关。知识，第一次与“更好的生活”清晰地联系在了一起。
曙光新村那个最初反对孙女上学的老农，在看到孙女拿着学堂发的“卫生小红花”，并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要“喝烧开的水”后，沉默了很久，最终嘟囔了一句：“这学堂……好像还真有点用。”
帝国的根基，正在这成千上万所乡村学堂的朗朗读书声中，悄然发生着最深层次的加固与更新。教育的普及，如同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铺设着一张细密而坚韧的知识网络，它将承载着帝国的未来，驶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