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凡知道，无论是抄家还是开采金矿，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抄家是一次性的横财，只能偶尔为之，且还需要极好的理由，否则的话只会引起官场的恐慌。
金矿的勘探和产出也需要时间，并且储量终究有限。
而大明财政的痼疾在于税基狭窄、征收效率低下以及庞大的宗室开支。
向早已不堪重负的农民加征“三饷”，无异于剜肉补疮，最终只会加速王朝的崩溃。
“绝不能走加饷的老路！”朱一凡在暖阁内反复思忖，“但钱从哪里来？必须开辟新的、可持续的财源，而且不能立刻触动整个士绅集团的逆鳞……”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本厚厚的《万历会计录》和宗室玉牒上。
一个庞大的、几乎不事生产却消耗着海量财政资源的群体——藩王宗室，浮现在他眼前。
根据《明史》记载，明朝鼎盛时期年财政收入约2000万两白银，而藩王岁禄支出高达8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40%。
这些龙子龙孙，被圈禁在封地，不得参政，却享受着极高的俸禄和不断扩张的庄田，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其中，他的好弟弟——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更是其中的“翘楚”。以万历年间为例，福王朱常洵一年俸禄就达4万石，相当于8000户农民一年的收入。
福王就藩洛阳时，万历皇帝赐予了惊人的田产、盐引和其他金银珠宝，其富足程度天下皆知。
其中土地2万公顷（约30万亩），大量淮盐盐引（食盐专卖凭证）、四川部分盐井和茶叶专卖的特权、除此之外还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的大量赏赐。
而这海量的财富，到最后却全都便宜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据《明史·流贼传》 记载：“王府金钱百万，罄尽睃之”。
其他史料（如《绥寇纪略》）的记载更为具体，称起义军缴获了数千万石粮食和数百万两金银。
想到这里，朱一凡嘴角露出一丝冷峻的笑意。
若能让他“主动”出血，无疑能起到极强的示范效应，也能暂时缓解燃眉之急。而且最关键的是自己的手里有郑贵妃谋害他的把柄，况且文武百官们也都极其缺钱，那这个恶人就只好由自己来当了。
相信其他的藩王们，也会理解自己的难处。
认真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他唤来心腹太监王安。
“王安，你派人去给朕的好弟弟福王传个话。”朱一凡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就说，朕近来忧心国事，食不知味，想吃鱼了。另外也给郑贵妃传个话，让她给福王书信一封，或许我会让他们母子二人相逢。”
王安是何等机敏之人，立刻领会了这“吃鱼”背后的深意。
这分明是暗示福王“识相”，主动上贡，否则就要被“烹”了。
他躬身低声道：“皇爷放心，奴婢明白，一定把话好好地带到。”
“这个人就让王体乾去吧！同时让在骆思恭进行配合，有此二人想必这事会办的极其我怕其漂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