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凡那看似两难、实则将抉择权交予朝臣的发问，如同在已沸腾的油锅中溅入一滴冷水，瞬间引发了更为激烈的反应。泰昌元年冬日的这场大朝会，注定要成为大明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朝堂之上，立刻分裂为泾渭分明的数派。
以部分翰林、科道官为首的守旧派，引经据典，痛心疾首，高呼“祖制不可违，礼法不可乱”，认为一旦放开宗室从事四民之业，必将导致天潢贵胄与民争利，尊卑不分，国体动摇。
他们甚至将天象异常、边关小挫都归咎于此番“动摇国本”的议论，言辞激烈，仿佛大明江山下一刻就要倾覆。
然而，他们的声音在此刻的朝堂上，却显得异常苍白和孤立。
首先，藩王集团的利益已被撬动。
几位在朝中有影响力的藩王代言人，或出于本主授意，或自身也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利益空间，纷纷出列驳斥。
他们强调，太祖皇帝分封子孙，本意是屏藩帝室，共享富贵。
如今部分宗室困顿至此，且朝廷也发不出俸禄，若朝廷仍固守陈规，坐视他们冻饿而死，才是真正有违太祖仁爱之心。允许宗室自谋生路，正是“体恤圣心，保全宗脉”的仁政。
其次，底层宗室那字字血泪的“万言书”，提供了最强大也最悲情的道德武器。
以杨涟等少壮派官员为首，他们本就对宗室制度的弊端深恶痛绝，此刻更是抓住机会，慷慨陈词：“陛下！数万宗室，亦是太祖血脉，如今求生无门，状若饿殍。若逼之太甚，恐生肘腋之祸！开放限制，使其自食其力，既全其生路，又增国库收入，更消弭隐患，实乃三全其美之策！岂能因循守旧，坐视骨肉凋零？”
内阁首辅孙承宗，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精准地把握着辩论的节奏。
他并未急于表态，而是在双方争论到最激烈时，才缓缓出列，先是肯定了守旧派“维护祖制”的初衷是忠于国事，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祖制亦需因时制宜”。
他列举了宗室禄米对国库造成的沉重压力，以及地方官府在管理宗室事务上的种种难题，最后总结道：“为今之计，堵不如疏。既能使宗室安生，又能为国库开源，更能彰显陛下保全宗亲之圣德。虽有违旧例，然于国于民于宗室，皆为大善。臣以为，当以变通求存，而非以固守致亡。”
孙承宗的定调，几乎代表了内阁的集体意向。
在皇帝暧昧的支持、藩王的利益驱动、底层宗室的悲情呐喊以及内阁的务实倾向多方合力下，守旧派的抗议声浪被逐渐压了下去。
接下来的数日，朝堂的争论焦点从“该不该放开”，转向了“如何放开”以及“具体条款”。各方势力在细节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关于税率，藩王们自然希望越低越好，而户部官员则力争提高比例；关于征收机构，文官系统希望由户部主导，而内廷则试图通过司礼监和宗人府分一杯羹；关于对落魄宗室的补贴标准，更是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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