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首先表彰了沈有容在整合海商、收取“护航费”以及肃清沿海方面做出的贡献。
随即，朱常洛将目光投向了东南海疆之外那片更大的棋局。
他明确指出，远道而来的“红毛夷”（荷兰人）狼子野心，虽然他们暂时同大明合作进行直接贸易，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尤其是锦衣卫探知荷兰人其对我国的台湾（明朝时期称台湾为东番）的觊觎已昭然若揭。且他们已经占领了澎湖地区，势必会对今后我水师南下产生阻碍。
注：1622年，柯恩总督获知西班牙人意图占领台湾，遂派雷约生率领600人进攻澳门，若失败则转往澎湖或台湾设立贸易据点。只是荷军遭西班牙、葡萄牙联军顽强抵抗，损失惨重，雷约生遂转占澎湖，并在风柜尾筑城。因此泰昌二年荷兰人已经占领了澎湖列岛，但并未占领台湾，直至1624年才占领台湾。
“东番者，东南之藩屏，沃野千里，岂容夷人染指？” 命令沈有容，立即抽调水师陆营官兵，并招募沿海流民、贫民，以屯垦驻防为名，抢先一步台湾岛北部的鸡笼（基隆）、淡水等地建立稳固的据点，修筑炮台、营寨，实施军屯。
另先择机同荷兰人进行谈判，收服澎湖，若荷兰人不允，则可武力收服，至于收服澎湖的时间和方法则由沈有容自行决定。
同时，鼓励甚至组织福建、广东两地百姓移民台湾，开垦荒地，将台湾正式纳入大明的行政与军事管辖之下。“此为长久之计，既可绝红毛夷之念想，亦可为我大明开疆拓土，增一粮仓。水师当以此为基，护卫海商，南控南洋。”
给四川秦良玉的诏令：
这份诏令最为杀气腾腾，也最清晰地体现了朱常洛“向南打通出海口”的战略决心。
皇帝对西南方面军在过去一年彻底平定云贵土司、并成功扩编至三个精锐师的战绩表示嘉奖。
泰昌三年，西南方面军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改土归流”，而是“犁庭扫穴，拓土万里”。
诏令授权秦良玉，以“追剿叛逃土司残部”、“解救被掳汉民”为公开理由，命令马祥麟的第一师为前锋，周敦吉的第五师和孙传庭的第六师为策应，大举挥师南下，攻入缅甸东吁王朝境内。
战略目标极为明确：沿着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南下，收服本属于大明的缅甸宣慰司等地，扫清一切抵抗力量，直至攻占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出海口——仰光（明朝时仰光被称为大光，属于大明三宣六慰中的大古刺宣慰司），将整个缅甸纳入大明的直接管辖之下。
“大光一得，则我大明在南洋可得一门户，西南自此有海路通衢。彼处稻米一年三熟，翡翠玉石俯拾皆是，皆可为我所用。”
诏令还特别强调，要注重收拢和安抚在缅汉人，可将其编为向导或辅助部队，以减小进军的阻力。
四道诏令，如同四支利箭，射向大明疆域的四个战略方向。
东北是稳健的压迫与引导，东方是跨海的奇袭与掠夺，东南是超前的布局与开拓，西南则是迅猛的突击与征服。
朱常洛坐在紫禁城的深处，运筹帷幄，将大明的战争机器全面启动。
泰昌三年的大明，在内部矛盾初步缓和、国力稳步提升的背景下，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进取姿态，向着四面八方的战略目标，迈出了坚定而有力的步伐。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蓝图，正在从构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