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不一、想法各异的蜀汉旧臣，却有着天翻地覆、三世为人的相似辛酸。当初在巴蜀，他们其实分为各自的势力，互相存在深深的芥蒂，各不服气且有私心。可是在亡国破家之后，他们体验到真正的坎坷艰难，从心态上又相互怜悯团结。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承认，其如今地位是大致相同的。
立足于巴蜀的季汉政权，直到其灭亡之日，仍是个并未完全本土化的外来势力，这要从源头看原因。汉末时期，率先占据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麾下最有名的亲信军队便是“东州兵”，由收编南阳、三辅等地的逃难流民而组成，天然性地依附于他们才能立足于富庶的巴蜀天府，故而对其比较忠心。除此之外，刘焉父子出生于荆州，倚仗的士人也是自己的乡党，或者同样外籍的官员，与之联合起来维护在益州的统治，后世通称“东州士”。从中原来的庞羲、吴懿（后文吴皇后之兄）、吕常（后文吕雅之祖父），从关中来的法正、孟达、射援，从荆州的来李严、刘巴、董和（后文董允之父）等等，均为其倚仗的重臣。相对而言，益州当地人则普遍被压制在中下层，少数的张松、王商被拔擢以平衡，多数如费诗、常高（后文常忌之父）、黄权只是县令而已。
就在蜀中日渐稳定之际，刘备入川夺取了刘璋的地盘，带来了新的人事冲击。刘备集团的很复杂，由他从北至南一路转战而粹选，在他的主持之下，仍旧沿用了刘焉、刘璋父子当初的政策，维持着外士重、蜀人轻的态势。在刘备称帝的时候，丞相诸葛亮，太尉法正，司徒许靖，司空黄权这四位高官之中，唯独黄权是巴地人，投降的东州士人们继续被重用。最夸张的是，早已娶妻生子的刘备，纳曾嫁过刘焉之子的寡妇吴氏为夫人，甚至还将其立为皇后。原因是其兄吴懿是当时东州士人的代表性人物，这个政治联姻确保了两个外来势力的合流，从敌对改为联合，协作统治巴蜀，强龙齐压地头蛇。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有句很有名的话，“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其实不光是武将和兵源，季汉的上层文臣中外来户占比很高。着名的“蜀汉四相”即季汉的四位贤相中，诸葛亮是徐州琅琊人，蒋琬是荆州零陵人，费祎是荆州江夏人，董允是荆州南郡人，皆是来自外地。他们保持着乡党承袭的默契，紧紧地攥着来之不易的政权，凌驾于益州本地人之上，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
外来政权的优势在于，军政主持者怀念故乡、胸怀大志，不会迷恋脚下富庶安逸的巴蜀天府之地，仍前仆后继地想要冲出蜀道、恢复中原。这需要压榨民力而囤积战争资源，这难免会与当地人的利益产生冲突，幸赖诸葛亮的公允正直，蒋琬的宽宏气度，费祎的调和养士，董允的清廉秉公，都有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维持着外来者和益州人的关系，而且尽力将其融为一体。后来蜀灭亡时，合计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即便考虑到豪族隐匿等因素可能应纠正多加几倍，可如此高的征兵率，以赋役人口供养诚为不易。或许在外地人看来，巴蜀始终是个临时落脚的基地，不会吝惜人力物力。可是在本地人看来，这分明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心中恐是难免有嫌隙。
随着外来贤臣的逐渐离世，外地人的数量本就处于劣势，后继者的才能也十分有限，政权的天平逐渐倾斜。蜀地士人开始崛起，对朝政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倾向于接受割据的现实，秉承保境安民的策略，淡化对中原魏晋王朝的敌意，并不排除臣服的可能。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巴西郡谯周，专门撰写了《仇国论》，认为北伐是穷兵黩武，导致百姓凋瘁，似乎是要让季汉坐等着灭亡。后来也是此人，劝说蜀汉后主刘禅不战而降，落得万古骂名。唐代罗隐的诗中，有“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的愤懑之语，即是人心的印证。可是考虑到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立场，蜀汉政权中外地人与本地人的五十年冲突与纠葛，很难说究竟谁对谁错。甚至很多在巴蜀长大的外来二、三代人，其实从心理上默认了现实，早就没了父祖辈的雄心壮志，多有赞同谯周论调者存在。
然而蜀汉投降伊始，旧臣们就吃了个下马威。原本统军的钟会素有名士之风，下令严禁将士抢掠，以安抚蜀地人心，这让大家放了一阵心。毕竟两百多年前，上次西蜀割据的时候，攻入成都的吴汉曾纵兵大掠，城中无论权贵还是平民都死伤无数，那还是有“仁义”之名的刘秀治下呢。可没得到任何好处的将校和士兵不满意了，借助钟会或真或假的“谋反”之事，直接联合起来诛杀之，顺带着抢掠了成都好几日，没有任何人敢约束。原来蜀汉的太子刘璿、左车骑将军张翼、汉城护军蒋斌（蒋琬长子）、太子仆蒋显（蒋琬次子）、大尚书卫继等皆被乱兵杀死。蜀汉宫中的妃嫔宫女，尚且被瓜分得七七八八，民间更是惨象连连。无数破家、灭门、玷污之事发生，十万人的哀痛和惨呼，变成史书上冷静单薄的几行字。征服者欢笑着满载而归，背后是悔恨交加的蜀人。
忍耐了这些苦难后，新朝的恩典很快到来，却亦不是想象中的美好。首先是对于武将，因为主要军事力量要放在北方的缘故，对蜀地的防御尽量维持原状，大多数是让降服的将领们依旧带兵，只是换了个旗帜而已。霍弋仍为南中都督，管理西南的前线六郡。罗宪镇守巴东咽喉之地，因在动乱之中阻击吴军有功，被拜为凌江将军，封万年亭侯监巴东军事、使持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也都是荆州人，蜀汉的军权始终保持着谨慎的内部传递，尽量不让益州人染指。作为武将，他们是幸运儿，没有受到牵连，反而混得不错。有些失去利用价值的，如不屈战死的阳安关守将傅佥，其妻和儿子傅着、傅募被罚为奴隶。
对于蜀汉文臣的处置，则充分显示出司马家的政治手腕。针对过去外地人居要职、本地人在下级的矛盾，直接来了个颠而倒之，任用主动投诚的益州人为巴蜀地方官，罢免当初地位高的中枢官为民，使得前者感恩戴德，稳固了在当地的统治。能够进入洛阳中枢的，更是唯有长期受到压抑、终于扬眉吐气的益州人。谯周（巴西郡人，蜀之光禄大夫）自不必说，受封阳城亭侯、骑都尉。他的几个徒弟，文立（巴郡人，蜀之尚书）被启用为别驾，陈寿（巴西郡人，蜀之黄门侍郎，后作《三国志》）进入中书省当着作郎，李密（犍为郡人，蜀之大将军主簿，曾作《陈情表》辞官）被征召为太子冼马，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官职不如旧日高，但是保住了仕途和希望，看起来前程不错。相对地，许多昔日的蜀汉高层，则被剥夺了所有的官职和田土，漂泊求生，下场凄凉。
张轨眼前的两个熟人，李骧、杜轸二位尚书郎，正是借着这股东风而起的。李骧是益州梓潼郡人，曾当过蜀汉的黄门侍郎，是旧臣中第一批被拔擢的。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故事，诸葛亮临死前对使者陈述国家大计，以及该用蒋琬、费祎轮番继任宰相，那个使者就是李骧的父亲李福，当时蜀汉的尚书仆射。杜轸是益州蜀郡人，曾当过蜀汉的郡功曹，也是谯周的徒弟，入晋后历任县令、太守而升转尚书郎。在尚书省这个权力中心，李、杜二人是仅有的蜀汉旧臣，概因他们年轻而有真才，曾被称为“蜀二郎”。只是他们空有喜悦兴奋之情，等真正到了洛阳履任，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晋朝对其仍然有警惕之心，只分配去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客曹，一天天蹉跎度日。而且他们是外来户，受到本土官吏的轻蔑和敌视，毕竟后者经过了曹魏至晋的数代传承，早就是关系错综复杂的集体了，一致抱团对外。即便有郎官之名，却没有多少权力，也指挥不动谁。
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元好问《外家南寺》），是亡国遗民的深切哀叹。唯一得到真正信用的文立，不停地向晋国举荐故乡人才，然而效果不是很好，毕竟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中层文官。直到蜀汉灭后第五年，因立下大功而被皇帝司马炎接见的罗宪（荆州襄阳人），斗胆提出来启用蜀大臣子弟的建议，这才放开了对东州系蜀臣的默认禁锢，算是救了很多颠沛流离者的性命。罗宪一口气举荐了数十人，皇帝看在其镇守巴东的面子上，下旨让吏部分别召见授予官职，然而大部分只是用为郡县小吏。但乘着这股劲，文立于隔年再次恳切上表，洋洋洒洒数万字，痛说过去出仕于蜀汉的贤臣名勋及尽忠死节者的子孙五百家，许多沦为卑贱的贫民乃至奴婢，不是收拢人心之术。因此，司马炎才加以重视，为了起到“千金买马骨”的效果，命尚书台举用那批人。
南主客的尚书佐郎吕雅、书吏费恭、高轨，右主客的尚书佐郎诸葛京、书吏许国，都是直到这个阶段也就是两年前，才得到了这份低微的官职，赖以养家糊口的。这还是多亏了李骧、杜轸的主动接纳，否则没有哪个传家的晋国官员，愿意录用亡国的蜀臣在手下做事。吕雅是荆州南阳人，是蜀汉尚书令吕乂的次子，难怪长得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然而不得施展才华。费恭（费祎次子，蜀之尚书郎）则更落魄，他是蜀汉后主刘禅的女婿，姐姐也嫁给蜀汉太子刘璿作妃，却双双死于当年的钟会之乱，使得他还不到三十岁，就愁得满头白发。像他们这样的还有不少，共同点是均为昔日风头无两的东州系蜀臣，在仕宦的社稷覆灭后，连家中田地、房屋也被抄没了，退求为富家翁而不可得，只能低声下气地流浪于四海，向尚存的父祖亲故乞讨度日，苦难尤其深。
后世桓玄有“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的感叹，诸葛京的心态与之类似，他的祖父便是千古流芳、万人敬仰的诸葛亮。蜀亡之后，因为生计无着，诸葛京带着堂侄诸葛显等人到处流浪，迁徙过巴东、南阳、琅琊、河东等地，厚着脸皮问故人求些衣食。虽被举荐启用，可他身为名臣子弟、饱学之士，连个县令之位都捞不着，还是当个算不上官的“佐郎”。和他一样，所有的重新入仕的蜀汉旧臣，在晋人的眼里就是西南余孽、政坛乞丐，谁也不会多瞧一眼，反倒有鄙夷和轻蔑的集体言行。于是乎即便有过雄心和热血，最终也流失地差不多了，他们个个成了混日子的浑噩之徒，没心没肺地领着那份晋禄，自甘堕落。朝廷的调和延揽之举，最终两边不讨好，蜀人不归心，晋人不满意。
张轨之前压根就没想到，就在看似寻常的客曹同僚身上，还有这般的故事，忍不住为之再三叹息。尸位素餐的李骧、杜轸，笑里藏刀的吕雅、高轨，满脸落寂的诸葛京、费恭，都有他们各自的无奈和苦衷。他当然不是觉得问题是在给不给高官厚禄，而是没有考虑到给亡国人留下起码的生计，或者提供有志者拼搏施展的路径，断人一生前途才是最刻薄的事。联想到己身的几次经历，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余孽”同病相怜。
“我很理解，你们的哀怨和痛苦。”在讲述完这段漫长的故事后，文立自己的眼角都在泛着泪花，回想起当年城焚人哭的凄凉夜。他强撑着擦了擦，说道：“是啊，如今的大晋，越来越讲究族属、门第等因素了。他们从汉末传承了两三代的官宦，就自行标榜为‘世家大族’，仅仅凭借血统就前途无量。而我们这些亡国之余，就算曾经累世簪缨，现在最多也就是算个‘寒族’。评判标准在他们手里，这就是身为失败者的代价。”
几声抽泣，几声叹息。眼前这些蜀汉旧臣，即便曾经存在很深的芥蒂，可现在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距，都为晋人官僚系统所排斥。在这种环境氛围下，想要凭才能做出事业，想要振兴已衰落的家族，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