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言的伤养了三日，左臂上的伤口结了层暗红的痂，摸上去还带着点紧绷的疼。
他靠在屋檐下的竹椅上，望着院坝里晾晒的渔网发呆——那些被风浪撕裂的网眼，经夏荷的手一针一线缝补，此刻在阳光下泛着陈旧的麻线光泽，像极了他这些年揪着心走过的日子。
风从湖面上吹来，带着水汽和鱼腥味，他下意识摸了摸胸口，那里揣着的是对成份认定的忐忑。
“先生，你看这样该能说清了吧？”春桃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姑娘端着一个厚厚的账册走过来，鼻尖上沾着点淡淡的铅笔灰。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的账册是用毛边纸订成的，每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连纸页边缘的空白处都补满了小字。
沈知言接过账册，指尖触到微凉的纸页，上面的铅笔字工整得像刻上去的：
正月十六出船，捕得鲤鱼七尾、鲫鱼十二尾，鱼市售价鲤鱼每斤八分、鲫鱼每斤五分，共计收入一元三角七分；二月初二买针线一包，花费两分，补渔网用麻线半斤，花费一角；
三月初九秋菊上学，买练习本两本，花费四分……大到出船的收获，小到一针一线的开销，无一遗漏。
劳动分工那一栏更是写得明明白白：沈知言掌舵撒网、勘探鱼群，春桃管账后勤、采买物资，夏荷划桨补网、照看船舱，秋菊放学归来便分拣鱼获、烧火做饭。
收入分配栏里标注着“四人平分，留存三成作为船具损耗及应急资金”，末尾不仅有三姐妹的签名，还按了鲜红的指印，指印边缘带着点不规则的晕染，是姑娘们按得格外用力的痕迹。
“我核对了三遍，连去年夏荷生病买草药的钱都记着，一分一毫都没差。”春桃站在一旁，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就是怕区里来人查的时候，说我们说不清账目，影响认定。”
沈知言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夏荷在账目旁画了个小小的鱼形记号，忍不住笑了：
“够详细了，比官府的账册还清楚。再加上张大爷、王大叔他们的证言，肯定能过。”他合上账册，指尖在封面上轻轻摩挲。
按照1950年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成分认定需经“村组调查—公示异议—区级复核—最终审批”四步流程。工作组的初步调查结果敲定后，村部的土坯墙上便糊上了一张泛黄的《阶级成分登记表（草案）》。
纸张是从区里领来的，边缘裁得整整齐齐，上面印着红格，用毛笔填写的字迹遒劲有力：
待认定人员沈知言、春桃、夏荷、秋菊，家庭人口四人，无田产、无固定副业，以捕鱼为主要生计，家庭财产仅渔船一艘、渔网三顶、土坯房两间，拟认定成分：贫民。
登记表旁边留出了一栏“异议栏”，由村会计老刘负责记录。
老会计是现在村里出了名的“死计较”，只认政策不讲人情，此刻正搬着一张竹凳坐在墙下，手里捧着厚厚的政策文件，时不时抬头看看登记表，生怕错过任何异议。
公示的第一日，渔村的乡亲们便围了过来。王老四拎着刚捕上来的鱼路过，看完登记表后，对着老会计大声说道：
“老会计，这认定没毛病！沈牙子这孩子带着三个姑娘，日子过得有多难我们都看在眼里，去年夏荷得急病，还是他连夜摇船送进城看病，平时他自己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哪有半点剥削的样子？”
“就是！”旁边的张大爷拄着拐杖附和，“我活了六十岁，像沈牙子这么心善的牙子这社会已经很少见了。
这三个未成年的小丫头，靠着他的拉扯，才能安全的养大，是他把自己攒的卖鱼钱拿出来帮人，这样的人要是不算贫民，那谁算？”
有路过的外村货郎停下脚步，好奇地打听：“这沈知言是啥来头？带着三个姑娘过日子还能评上贫民？”
老刘放下文件，板着脸解释：“按政策，贫民就是无固定职业、生活贫苦，靠自己劳动谋生的人。
他们四人共同劳动、没有剥削，符合标准。”话虽这么说，他心里却想起前几日偷偷去沈知言家查看的情景——新建的房里里空荡荡的，
除了几人的木板床、一个破灶台，一个吃饭的桌子和椅子、长凳，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粮仓里只有半袋糙米，墙角堆着的渔网补丁摞补丁，那一刻，他心里的固执似乎松动了些。
公示的三日里，每天都有乡亲们驻足议论，但无一人提出实质异议。
有人甚至主动帮着老会计解释政策，还有人把沈知言救王老四父子的事讲给外村人听，让这份拟认定变得愈发顺理成章。
第三日傍晚，夕阳把土坯墙染成了橘红色，老刘收起竹凳，在《异议记录》上写下“公示三日，无异议”七个字，郑重地交给了工作组组长李维民。
“李组长，按流程，该报区政府复核了。”老刘递过记录时，语气里少了几分之前的执拗，多了几分认可。
李维民接过记录，又核对了账册和村民证言，点点头：“我明天一早就去城南区政府，争取尽快走完复核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