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的调查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李维民带着小陈和另一位队员，先找了互助组组长和渔村的支书，调了沈知言和三姐妹的户籍档案，又细细问了建国初落户口的来龙去脉。
“李组长，沈知言和春桃她们的户口是实打实建国初登记的。”村支书抽着旱烟说，“那会儿全国统一规整，知言是孤儿，没亲戚，就单独落了户；
春桃她们姐妹仨也是孤儿，亲姐妹自然凑一户，手续都齐全，档案上写得明明白白，不是后来故意分的。”
“他们平时过日子咋样？真跟一家人似的？”李维民问，手里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
村文书点点头：“可不是嘛！天天一起打鱼、一起吃饭、一起过日子，买米买油都是春桃出面，账记得清清楚楚，村里不少人都见过她的账本。
沈知言对姐妹仨是真上心，还教她们认字、写自己的名字，这在咱们渔民家里可不常见，谁家不是顾着自己的娃？”
从村部出来，工作组就往码头去了。这会儿正是渔民们歇脚的时候，不少人坐在码头的石板上抽烟、喝水、唠嗑，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氛围很放松。看到工作组的人来了，大家都热情地打招呼：“李组长，过来坐！”
“李组长，是不是来查沈牙子的事啊？”王老四第一个站起来，把自己的板凳让给李维民，
“我跟你说，沈牙子和春桃她们绝对不是雇佣关系！
我天天跟他一起打鱼，最累的撒网、拉纤、夜里守船，都是他冲在前面，春桃她们就是打打下手，整理整理渔网、晒晒鱼干。
吃穿也都在一起，知言自己舍不得买新衣服，却给春桃她们做，上次秋菊过生日，他还特意去城里买了桃酥，这哪是雇主能做出来的事？”
“是啊李组长，”旁边的张二牛接着说，“知言这孩子心善，村里谁家有困难他都肯帮。
我前阵子腿脚不方便，没法出船，都是他帮我打鱼卖鱼，分文不取，还把卖鱼的钱一分不少交给我媳妇，这样的人咋会剥削春桃她们？”
李维民听得认真，时不时点点头，让小陈把大家的话记下来。“那他们收入咋分的？真跟沈知言说的那样，都交春桃管着，一起花？”小陈问道。
“千真万确！”王老四拍着胸脯保证，“卖鱼都是一起去南站码头的鱼市，要么卖给供销社，钱都是春桃收着，当场就记在本子上，村里不少人都见过。
上次知言卖了条十几斤的大鲤鱼，挣了三块多，转头就给秋菊买了个新书包，给春桃、夏荷各买了块做衣服的布料，自己啥都没买，还穿着那件带补丁的褂子。”
工作组又问了几个跟沈知言一起打鱼的渔民，大家说的都差不多，都是些实实在在的小事，没谁夸大其词，也没谁故意抹黑，都是凭着良心说真话。
“李组长，这么看来，沈知言和三姐妹确实不应该算是雇佣关系。”小陈整理着记录说，“但政策上对这种两户人家、之后一直共同生产的情况，没明确的说法，咱咋认定？”
李维民皱着眉琢磨了会儿，从公文包里掏出本政策手册，翻到其中一页，用手指着说：
“你看这里写着，‘家庭成员或长期共同生活的亲属，共同劳动、收入共用，无固定报酬，不构成雇佣关系’。核心是有没有剥削，不是户籍在不在一起。”
他顿了顿，用更通俗的话解释：“建国初分户口是政策要求，不是他们故意为了啥目的分的，之后一直一起过日子、一起打鱼，本质上就是亲人互助，不是雇佣。
沈知言有一条乌篷船，少量渔网，但他和三姐妹一起干活、一起花钱，没单独占好处，不符合剥削的条件，所以不构成雇佣关系。”
“那贫农和雇农咋定？”另一位队员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