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有村民被请来“谈话”，地点就在这间偏房。被请进来的人，大多面带紧张，双手在衣襟上反复擦拭，额头上冒着细密的汗珠。询问的内容大多围绕解放前的经历：
家里以前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参加过什么“会”“道”“门”？有没有和果党军官、恶霸地主来往过？有没有隐瞒过什么历史问题？
有一次被请来的是村里的老人张老爹，他解放前曾在镇上的杂货铺当学徒。面对询问，张老爹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嘴唇哆嗦着，反复说：“我就是个学徒，天天干活，啥也没干过……杂货铺老板是个本分人，没跟果党来往……”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陈秀莲看不过去，给张老爹倒了杯热水，轻声安抚道：“张老爹，别紧张，组织就是问问情况，你如实说就行，没做过坏事就不怕。”
沈知言坐在八仙桌旁，安静地记录着每一句话。他不提问，不插话，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偶尔在对方回答含糊时，停下笔，抬头看一眼，那平静的目光让对方下意识地补充清楚。他知道，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不敢有半点马虎。
除了当面询问，群众检举的材料也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有的是写在正规的检举信纸上，字迹工整，条理清晰，详细列举了被检举人的罪行，比如“民国三十三年，xxx勾结湖匪，抢走我家粮食二十石，打死我父亲”，字里行间满是刻骨的恨意；
有的则写在皱巴巴的烟盒纸、草纸上，字迹潦草，语焉不详，只写着“xxx形迹可疑”“解放前见过他和国民党军官一起吃饭”；
更有甚者，夹杂着私人恩怨，借着运动的由头借机泄愤，举报的内容多是捕风捉影，比如“xxx去年借了我家一斗米没还，肯定是故意的，他就是反革命”。
刘满根和偶尔来坐镇的周铁山会仔细甄别这些材料。有价值的线索，比如有具体时间、地点、证人的检举，便会标记出来，安排田大牛带着民兵进一步追查；明显的诬告，周铁山会严厉批评教育检举人，“检举揭发是为了肃清反革命，不是让你公报私仇！没有证据乱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一日午后，村里的李老栓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神色激动地闯进了村公所。
李老栓平日里总爱斤斤计较，和邻里多有摩擦，这次他指着纸上的名字，大声说：“我要举报赵福林！他解放前在镇上米店当伙计，那米店老板是果党的狗腿子，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还看见他半夜偷偷烧纸，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刘满根让李老栓详细说说，李老栓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更多细节，只反复强调“他肯定有问题”“你们快去查查他”。
周铁山正好在场，听了几句便皱起眉头，严肃地说：“李老栓同志，检举揭发要讲证据，不能凭猜测。赵福林的情况我们会核实，你要是有具体线索，比如他烧纸是在干什么、和谁来往，就如实说；要是没有，可不能乱说话，影响组织工作。”
李老栓被说得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突突跳，却还是硬着头皮说：“我就是觉得他可疑！你们不查就是包庇！”
周铁山的脸色沉了下来：“李老栓，组织有组织的原则，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要是再胡搅蛮缠，就按诬告论处！”
李老栓吓得一哆嗦，再也不敢说话，悻悻地走了。屋里的几人对视一眼，都没说话。
沈知言心里非常讨厌李老栓这人，喜欢打小报告，天天跟着搞举报，但又没有大恶，自己也不想脏了手动他，只好低着头，在赵福林的名字旁轻轻画了个小圈，又在旁边注明“李老栓举报，暂无实据，需观察”，然后合上了名册。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纸页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极了此刻人心的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