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刻，在铁路分局的办公室里，刘主任正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份报告，脸上满是阴沉。报告上写着，于晖从上海回来后，行踪诡秘，还跟一个叫江蕙英的个体户来往密切。刘主任早就看于晖不顺眼了，现在听说他跟个体户来往，心里更是怀疑——他觉得于晖肯定在上海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买卖，他决定，明天就派人去盯着于晖，一旦发现他有异常，就立刻上报，让他丢了工作。
这个念头，像颗毒种子，在刘主任的心里扎了根。而这一切，于晖都不知道，他只是坐在家里，喝着热茶，看着窗外的夜景，心里满是期待——明天，他要和江蕙英一起去集市看摊位，开启他们的新事业，这又会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天，也会是他离梦想更近一步的一天。
哈尔滨的晨光刚漫过红砖楼的屋顶，于晖就已经把煤炉生得旺旺的。铁皮烟囱里冒出的青烟裹着寒气，在窗玻璃上凝了层薄霜，他用手指擦了擦霜花，能看见楼下煤堆旁，江蕙英正拎着藤编筐往这边走——浅粉色碎花棉袄在灰蒙蒙的家属院里格外显眼，鹅黄色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像朵落在雪地里的迎春花。
“昨晚没冻着吧？”于晖打开门，接过江蕙英手里的筐，里面除了要卖的电子表、计算器，还多了两个白面馒头，“我妈早上蒸的，热乎着呢，路上吃。”江蕙英说着，从兜里掏出块叠得整齐的粗布巾，铺在筐底，小心翼翼地把电子表摆上去——银色表盘在晨光下亮闪闪的，她特意把带红灯的那几块放在最前面，“昨天问了我爸，说道里集市早上人最多，咱们得赶早去占个好位置。”
于晖点点头，把帆布包里剩下的录音机零件藏进棉袄内袋——这东西怕碰，更怕被人认出来是“进口货”，得贴身带着。他锁上门时，手指又摸了摸腰间的钥匙串，那上面挂着父亲留下的小铜铃，是当年父亲在铁路信号班时用的，现在成了他的习惯，每次出门都要确认钥匙在不在。楼道里的白菜堆结了层薄冰，他走在前面，帮江蕙英把挡路的煤块挪开，“这楼太旧了，冬天漏风，等下次赚了钱，我想把窗户缝糊上。”
“我爸会糊窗户，到时候让他来帮你！”江蕙英跟在后面，脚步声在楼道里“哒哒”响，像轻快的鼓点。她比于晖矮半个头，走快了会有点喘，却始终把藤编筐护在怀里，生怕里面的电子表被碰坏。
出了家属院，街上的风更冷了，呼在脸上像小刀子。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计划生育”的标语，红油漆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卖烤红薯的大爷推着铁皮炉，“红薯哎——热乎的红薯哎——”的吆喝声裹着甜香飘过来，不少上班的工人停下脚步，掏两毛钱买一块，揣在怀里暖手。于晖看见有个穿蓝色工装的师傅，棉袄袖口磨破了边，却还是把红薯掰了一半给身边的孩子，孩子捧着红薯，笑得眼睛都眯了——这就是八十年代哈尔滨的早晨，普通工人的日子不算富裕，却总透着股热乎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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