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晖夹了块咸菜放进她碗里：“这就对了。你妈要是还在，肯定也支持你——她当年在纺织厂，不也总说‘女人要自己有本事，才硬气’吗？”
煤炉里的火噼啪响，映在两人脸上。江蕙英看着碗里的玉米粥，突然笑了——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把厂里发的肥皂省给她洗书包，现在她自己能赚够买一箱子肥皂的钱，还能帮邻居进他们需要的布料，这样的日子，比“铁饭碗”更让她踏实。
周日的清晨，江明背着帆布包站在青砖小院门口，手里攥着封上海复旦大学寄来的信——信封上印着“分配通知”，里面写着“拟分配至鹤岗矿务局，从事宣传工作”。他的手止不住地抖：鹤岗离哈尔滨几百公里，煤矿的条件他早有耳闻，下井的工人住的是简易棚，冬天没暖气，而且“宣传工作”说白了，就是帮矿上写黑板报、整理会议记录，跟他学的中文系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哥，你怎么来了？”江蕙英打开门，看见他脸色发白，赶紧拉他进院。江明把通知书递给她，声音发颤：“学校说……说我档案里少了‘三好学生’证明，只能分配到鹤岗——我不想去煤矿，我想回哈尔滨，哪怕去电机厂当文书也行啊。”
江明的父亲以前是电机厂的钳工，母亲是纺织厂的仓库管理员，他们一辈子都在哈尔滨的工厂里干活，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留在身边，找个安稳的城市工作。现在要去鹤岗煤矿，他怎么对得起父母的遗愿？
于晖端着刚煮好的面条走过来，放在江明面前：“先吃口热的，慢慢说。你那‘三好学生’证明，是不是落在学校的档案室了？”
江明扒了口面条，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打电话问过了，档案室说‘找不到了’，让我写情况说明，可分配名单下周就要定，根本来不及——而且就算补了证明，也不一定能改分配，学校说‘哈尔滨的名额早就满了’。”
于晖放下筷子，想起重生记忆里1983年的事——那年省委办公厅缺个“文字秘书”，要求“中文专业，有写作经验”，原本分配给哈师大的一个学生，可那学生嫌“省委规矩多”，改去了中学当老师，这个名额最后空了下来，被调剂给了一个原本要去县城的大学生。
他不能说“我知道省委有空缺”，只能换个说法：“你有没有想过，跟学校申请‘调剂到省直机关’？我听分局的李科长说，最近省委在招秘书，要求‘中文专业，会写材料’，你在学校不是发表过散文吗？把那些作品附在申请里，说不定能成。”
江明愣了愣：“省委？我能去吗？”他觉得于晖是在安慰他——省委在哈尔滨的中山路，门口有岗哨，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市里，远远见过一次，觉得那是“高不可攀”的地方，他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怎么可能进去？
“怎么不能？”江蕙英从抽屉里拿出江明的剪报——那是他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发表的《工厂里的春天》，写的是电机厂工人加班赶生产的事，“你写的文章接地气，省委肯定需要你这样的人。而且你是哈尔滨人，申请回原籍机关，理由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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