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能。”江明拍了拍她的肩膀，“就像爸说的，踏实干活，总能被人看见。”
清晨，道外区青砖小院的压水井旁积着一圈露水。江蕙英蹲在井边搓洗江明的中山装袖口——昨天江明从省委回来，袖口沾了档案柜上的灰尘，她特意用肥皂多搓了两遍，泡沫顺着井水往下流，在青石板上积成小小的白圈。“哥，信我放你帆布包里了，记得给秘书长的报告别写太满，留两行空当，机关里的材料都要改两回的。”江明正往自行车筐里放搪瓷缸（里面装着江蕙英早上煮的玉米粥），听见这话回头笑：“知道了，跟妈以前叮嘱我写作业似的。”
江蕙英直起身，揉了揉发酸的腰——昨天晚上江明写信时，她就着煤油灯算账本，算到后半夜：上月卖电子表和布料赚了860元，给上海老吴汇了400元订新计算器，手里只剩200元现金。江明信里提“电机厂冬装要采购1000丈的确良布料”，她心里盘算了下，按上海老吴的报价2.8元\/丈，1000丈就是2800元，工厂要预付30%定金，得840元——这缺口比她预想的还大。
“我去省委了，中午不回来吃，你别等我。”江明推着自行车出了院，车铃“叮铃”响了两声，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江蕙英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转身回屋翻出账本，指尖在“现金”那栏的“200.00”上划了道横线——80年代的个体户，手里没余钱寸步难行，银行贷款更是难如登天，她想起去年帮赵大爷卖白菜时，赵大爷说“农村贷款要村支书担保，城里个体户怕是更难”，心里不由得发沉。
江明到省委时，雪松甬道上已经有不少干部在散步——秘书长刘同志也在，穿灰色中山装，手里拿着收音机（红灯牌，1983年的紧俏货），正听早间新闻里的“省属企业改革”报道。“小江来了？”刘秘书长关掉收音机，指了指甬道旁的石凳，“坐，我昨天看了你整理的电机厂材料，里面‘工人反映车间温度超38c’那个数据，很实在——机关写报告，就缺这种‘沾着机油味’的细节。”
江明赶紧从帆布包里掏出报告初稿，是昨晚用复写纸抄的两份，一份给秘书长，一份自己留底。稿纸上的字迹一笔一划，关键数据用红笔标着：“电机厂三车间120名工人，78人反映劳保手套戴3天即破损，每月需额外自购2双，每双0.3元，增加工人负担6.6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