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舅舅的回电终于到了：“能调1000丈一级的确良，运费到付，5天内到货。”江蕙英松了口气，可运费要200元，她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她去银行找之前的柜员，软磨硬泡，终于借到了200元“应急贷款”（要拿小院的房租做抵押）。
布料到货那天，江蕙英亲自去货运站接货，拆开一包检查，是合格的一级的确良，她抱着布料，坐在地上哭了——这些天的委屈、焦虑，在这一刻全释放了。电机厂工会主席看到布料，终于笑了：“江同志，你真是个实在人，以后我们厂的布料，都从你这儿订。”
可刘梅还没罢休，她去工商局举报江蕙英“无证经营”——江蕙英赶紧拿出个体户执照，工商局的人看了，说“手续齐全，没问题”，刘梅只能灰溜溜地走了。江蕙英看着刘梅的背影，心里明白，做生意就像走钢丝，随时都可能摔下来，她必须更小心。
老周的儿子周磊，江明帮他找了个“个体户看摊”的工作，在江蕙英的朋友开的杂货铺，月薪30元。可周磊根本不踏实干，每天迟到早退，还偷偷拿铺里的香烟和肥皂，老板忍无可忍，把他开除了。
老周不仅不怪儿子，还来找江明：“小江，你是不是故意找个不好的工作刁难我儿子？我儿子是干部家庭出身，怎么能去看摊？”江明拿出周磊偷东西的证据，老周却耍赖：“小孩子不懂事，你就不能多担待点？你要是不帮我儿子找个国营单位的工作，我就跟信访局的李科长说你‘工作不认真’。”
江明没理他——他知道，跟老周这种人，多说无益。可没过几天，信访局的李科长就找江明：“小江，你整理的上访记录里，有几页不见了，是不是你弄丢了？要是找不回来，试用期就不合格。”江明知道，这是老周在报复，但他没抱怨，只是重新整理了一遍，熬了两个通宵，终于补全了记录。
张奶奶的低保也出了问题——她儿子在外地当兵，按规定能领“军属低保”，可派出所的办事员说“户籍证明不全，不能办”。于晖帮张奶奶跑了三趟派出所，办事员要么说“领导不在”，要么说“材料要重新填”，最后于晖没办法，找了老列车长张启山（他认识派出所的老所长），才把低保办下来。
张奶奶拿着低保金（每月15元），拉着于晖的手哭：“于科长，要不是你，我这老婆子连饭都吃不上——现在办事太难了，没有熟人，啥都办不成。”
于晖心里不是滋味——他想起现在的人办事，有时候也需要“找关系”，虽然时代变了，但有些“潜规则”，却一直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