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关摊时，江蕙英坐在煤炉旁，看着账本上的“亏损”二字，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账本是用方格纸订的，上面记着每天的收入和支出，红色的笔写收入，蓝色的笔写支出，“现金”那栏已经只剩下50元了。于晖回来，看见她哭，赶紧问怎么回事。江蕙英把仿冒品和工商局的事说了，于晖皱起眉：“明天我陪你去市局办商标注册证，我认识市局的周同志，是我父亲的老同事，他肯定能帮忙——商标注册证本来就不是强制的，孙办事员是故意刁难你。”
第二天一早，于晖就陪着江蕙英去市局。市局的大楼是红砖砌的，门口有两个石狮子，看起来很气派。周同志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件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很和蔼。他听了江蕙英的事，说：“商标注册证确实要办，但按规定，没办注册证可以先‘责令整改’，不能直接没收——孙办事员这是违规操作，我跟他说一声，让他把布料还给你，再给你走‘加急流程’，一周就能拿到注册证。”
办手续时，周同志帮着填了表格，还免了5元手续费：“你是个老实本分的个体户，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以后要是再有人刁难你，就来找我。”江蕙英拿着表格，心里暖烘烘的——她知道，在这个“关系大于规则”的年代，能遇到周同志这样的好人，不容易。
江蕙英帮江明拿到百货大楼的发票复印件后，江明直接去了督办科。督办科的科长姓赵，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头发花白，穿件灰色中山装，中山装的扣子是铜制的，已经有些氧化发黑。赵科长正坐在椅子上看文件，桌上放着个老花镜，是“水晶”牌的，在当时要10多元，是他儿子从北京寄来的。“小江，你找我有事？”赵科长放下文件，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我刚泡了杯茶，你尝尝，是杭州的龙井。”
江明把老陈的工资条、纺织厂的财务报表复印件、百货大楼的发票复印件都递过去：“赵科长，纺织厂拖欠12名工人三个月工资，是因为劳资科科长王磊挪用公款买皮夹克和摩托车，这是证据，我希望督办科能出面，让厂里把工资发了——老陈的儿子下周就要交学费，再拖就来不及了。”他的声音有些急，手里的材料都攥得有些发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