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以前在纺织厂当仓库管理员，总说‘有个公家身份，一辈子不愁’。”江蕙英摩挲着简章上的“集体编制”字样，声音轻了些，“小时候我总去厂里等她下班，看她领劳保用品，心里就想，以后也要找个能发肥皂、手套的工作。可现在……”她指着流水账上的红笔标注，“上海老吴说下月有批新的电子计算器，带小数点，能卖25元\/个，要是我去上班，这批货就错过了——而且我这生意，现在每月赚的比街道办一年的工资还多。”
于晖接过账本，翻到“客户记录”那页——上面记着铁路分局的几个科室订了电子表，还有电机厂家属院的邻居托她进的确良布料，说要做夏天的裤子。“你心里其实有数，对不对？”于晖把账本推回去，“你记客户需求比记考勤表清楚，算利润比算工资明白。街道办的‘安置干事’，要天天坐在办公室填表格，你要是去了，那些等着进货的老客户、那些没卖完的布料，怎么办？”
江蕙英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她的内心并非毫无波澜——昨天，当她去街道办递交个体户登记材料时，看到那些干事们悠然自得地坐在木桌后面，手中端着搪瓷杯，悠闲地喝着茶，她的心中不禁涌起一阵羡慕之情。
她不禁想到，如果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不用在凌晨三点就去货运站接货，不用面对稽查队的质问，解释这批电子表是通过正规渠道进货的，更不用担心下雨天会把布料淋湿，那该有多好啊！
然而，当她回忆起上周去仓库盘货时的情景，心中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进的那 100 块电子表，如今已经只剩下 20 块了，而电机厂家属院的张阿姨还预订了 5 丈蓝色的确良，说是要给儿子做结婚的裤子。
想到这里，江蕙英深深地意识到，虽然那份所谓的“安稳”看起来很诱人，但与生意中的“活泛”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在生意场上，每一个决策、每一次交易都充满了变数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让她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与活力。
“我不去了。”江蕙英把简章折起来，塞进抽屉最底层，“我跟上海老吴订了50台计算器，等这批货卖了，就把巷口的小铺子租下来，开个‘蕙英百货’，既卖电子产品，也卖布料——比在街道办坐班，有奔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