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样的清汤寡水，米饭硬得硌牙，菜是水煮的白菜，连点油星都没有。十一点四十五分，喇叭里传来午睡提示。“开铺～”“是～”众人忙着铺床垫，多余的被子堆在风门边上。
五个人等铺好后，才慢悠悠地爬上通铺。“睡～”“是～”七八个人挤上通铺，头朝外躺下，身体挨着身体。
萧逸华被安排和那个裹着一只脚的老人一起打地铺，另外两个穿囚服的人，一个在门口值班，一个在中间守着。
下午一点半，起床号再次响起，又是一轮整理内务。两点半静坐半小时，三点开风门，萧逸华先跑去打开下水道口，摆好垃圾桶，再跟着做操、洗冷水澡。
四点半关风门前，又是静坐。那个纹身年轻人披着囚服悠闲的坐在监室门口，开始点名背监规，没背出来的，被罚晚上站班。
“萧逸华，”纹身男看向他，“安排你的活做好，三天内把监规背流利了。”一张印着十二条监规的a4纸被丢过来，“这三天你就坐在门口背，三天后抽背，背不出就和他们一样，罚两个站班。”
萧逸华捡起纸，上面的字模糊一片，他只能凑得极近，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这哪是什么监规，分明是看守所在押人员义务条例。
他看着另外三个同样在背条例的人，苦笑了一声。不远处，五个人围在一起掼蛋，其他人要么看电视，要么闲聊，只有他们四个，像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
晚上五点，晚饭还是老样子。六点晚点名后，萧逸华抱着圆凳坐在门口，借着昏暗的灯光背条例。
九点，电视被关掉，“窝水～喝水～”的喊声响起，“是～”的回应划破寂静。九点半，“开铺～”“是～”，又是铺床垫的忙碌。十点，“睡～”的指令落下，监室里很快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日子就这么周而复始。萧逸华除了一次拉肚子，违规用了监室内厕所，被罚了三天值班外，倒也没人刻意针对他。
没了眼镜，眼前的一切都像蒙着层雾，让他心里发慌。夜里躺在地铺上，他总想起木婉清，想起家里的老母亲，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在为他担心。
直到第七天早上，萧逸华被值班民警叫了出去。手铐冰凉的触感扣在手腕上，他被带到律师接待室。
隔着玻璃，律师把木婉清的话一一转告他——“家里都好，妈不知道你被羁押，我只说你去外地出差了。”
“看守所钱充了500元，买点吃的用的。我已经找好律师，你放心，一定能查清楚”
“天冷下了，我给你加了件长袖衣，下次让民警捎进来”。
萧逸华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在监室里憋了七天的委屈和压抑，在听到家人声音的那一刻，全都崩了。
他哽咽着问了案情，律师却只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案子牵扯的人有点多，你再等等，注意保护自己，有些事别掺和。不是你本意的笔录不要签字。”
回到监室，萧逸华摸着胸口，那里像揣了个暖炉，可律师的话却像根刺，扎在他心里。
下午放风，浓烈的香烟味飘了过来。牢头华哥走到他跟前，示意他跟着去天井。天井里只有五个人——华哥、老大西瓜、老二红叔、老三瘦猴、老四胖哥，其他人都被赶进了监室。
华哥从手心捏出六七根烟，还有几根火柴，分给几人。在天井的角落里，烟雾缭绕起来。华哥把红叔和萧逸华拉到一起：“红叔，你差不多两三周就要下放监狱了。这个是萧逸华，你把二十多年前那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他，这是上面的意思。”
红叔的脸抽搐了几下，嘴角往下撇了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晚上抽空说吧。”
萧逸华一头雾水，却也只能点头。他知道红叔——六十多岁的人，身体却比年轻人还壮实，左胸纹着一只张着血红大口的虎头，左臂上刻着三朵菊花。
听同监室的人说，红叔因二十年前打人致残被举报，判了十年，在看守所已经待了快一年，马上就要转去监狱服刑。
晚上，五个人在中央摆开牌局，其他人围着看电视，新来的三个继续在门口背监规。红叔朝萧逸华招了招手，两人拿着圆凳，坐在风门边上，借着从铁栏杆透进来的微光，看着彼此。
“你是哪里人？犯了什么事进来的？”红叔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老烟枪的沙哑。
“扬州人，”萧逸华苦笑，“罪名是招摇撞骗，但我从来没来过这儿，也没骗过任何人的钱，律师还在沟通。”
“在这～呵呵～这些都不重要。”红叔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知道我是谁吗？”
萧逸华摇了摇头，又指了指他胸口的纹身。
红叔低头看了眼虎头，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既然你认识这纹身，就该知道。既然是上面的意思，我就把我怎么进来的，跟你说说。我走之前，会让华哥把我兄弟调过来顶替我的位置，以后有些事，你可以问他。”
萧逸华攥紧了手里的圆凳，指节泛白。他隐隐觉得，红叔要说的事，和他被羁押的原因，还有律师那句莫名其妙的话，都藏着某种联系。而这一切，或许都和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三十多年前因国家工程搬迁到镇上。后来我在外头做餐饮，又兼做些食材买卖，家里全靠妹妹照拂父母，日子也算安稳。
直到那年，妹妹突然来电话说，爹已经失踪五天了。我连夜赶回去，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才把事情了结，报警后的种种波折，如今也只剩“一言难尽”四个字。
外地生意本就越来越难做，经此一事，我干脆回了镇，开了家小酒馆，既能糊口，也能就近照看二老。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爹又添了个“毛病”——总往山里的老屋后山跑，一去就是两三天。每次回来，他都揣着些不起眼的旧物件，悄悄塞在床底下，谁也说不清那些东西的来历，只像藏着他与老山割舍不下的旧时光。
每次我蹲在酒馆后厨择菜时，总能听见爹拄着拐杖往镇口走的脚步声。那声音沉得很，每一下都像敲在老石板上，带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拗劲。
镇口往南走十里就是老山，三十年前搬迁时，全村人都把老屋拆了，唯独我家那间青石地基的库房留着——我爷爷临终前攥着我爹的手，说那是“根”，可我长到四十岁，也没弄明白这“根”到底藏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