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药坊的产量不高，每月最多出三十斤，但够用了。赵铁山用它炸过鬼子的岗楼，水生用它炸过护城河的冰，连马老根都学会了在炭窑里埋炸药，把进山“清剿”的鬼子炸得晕头转向。
有次老顾给炸药包系红绸带，周桂兰问为啥，老头叹着气说：“这玩意儿是要命的，系点红的，求个心安。”
四、纺织厂：棉线里的“底气”
周桂兰的纺织厂其实就是各村的织布机，散在百姓家里，却有统一的章程：妇女们纺的线交上来，按斤算工分，工分能换粮食、换布料。
杏花村的张婶是纺线能手，一天能纺四两线，攒的工分换了两丈粗布，给儿子做了件新褂子。她逢人就说：“跟着八路军，不光能打鬼子，还能挣新衣服穿。”
织布的活儿更累，得脚蹬手扔，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周桂兰让人把几台织布机搬到一起，搭了个大草棚，让妇女们轮流织，还教她们唱纺线歌：“纺呀纺，纺成线，织成布，做军装，八路军穿了打胜仗……”
织出的布是土灰色的，粗糙得磨皮肤，但比穿补丁强多了。李明远第一个穿上土布军装，虽然扎得慌，却挺自豪：“这是咱自己织的，比鬼子的黄呢子褂子金贵。”
为了让布更耐穿，周桂兰让人把蓖麻油涂在布上，晒干后硬挺挺的，能做雨衣。下雨时，战士们穿着油布雨衣站岗，再也不用淋成落汤鸡。
纺织厂还带动了种棉花，百姓们把房前屋后的空地都种上棉花，秋天收了棉桃，送到纺织点，能换盐换粮。李家庄的王老汉种了半亩棉花，换了十斤盐，笑着说：“以前种棉花是给鬼子缴的，现在是给咱八路军织军装的，心里踏实。”
到了秋收时，纺织厂已经织出两百多匹土布，足够给新参军的战士做军装。周桂兰还让人在布上染颜色——用茜草染成红的，用紫草染成紫的，虽然掉色，却比一色的灰布好看多了。
五、制药坊：草药里的“生机”
周桂兰的制药坊和识字班在一起，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和捣药的“咚咚”声混在一起，倒也热闹。药架上摆着晒干的蒲公英、金银花、艾草，都是妇女们上山采的。
“这是止血的，”周桂兰拿着一把晒干的茜草，给新招来的姑娘们看，“捣碎了敷在伤口上，比鬼子的纱布管用；这是退烧的，金银花和薄荷煮水，喝两顿就好。”
有次赵铁山的队伍打伏击，伤了十几个战士，伤口发炎流脓。周桂兰让人把艾草烧成灰，和猪油拌在一起，调成药膏敷上去，居然慢慢消肿了。
“咱这药膏叫‘消炎膏’，”周桂兰给药膏装瓶时说，“比鬼子的红药水强，还不用花钱买。”
她还琢磨着用草药防疫。夏天蚊子多，容易闹瘟疫，她就让人把艾草、苍术晒干了，在村里点燃，烟雾能驱蚊子；井里放上贯众，能杀菌——整个夏天，根据地没闹一次瘟疫，连鬼子那边都听说“八路有防疫的神药”。
制药坊最珍贵的是几瓶“麻药”，用曼陀罗花泡的酒。取子弹、缝伤口时，往嘴里灌一口，人就迷糊了，不那么疼。有个矿工被枪子打穿了胳膊，周桂兰给他灌了麻药，用骨针缝伤口，他居然没哼一声。
“这麻药得省着用，”周桂兰把药瓶锁在柜子里，“曼陀罗花不多，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六、经济活了，底气足了
土工厂像毛细血管，把根据地的各个村镇连了起来。铁厂的锄头换棉花，纺织厂的布换草药，炸药坊的药包换粮食——不用花钱，物物交换，却让整个根据地活了起来。
百姓们不再愁没农具种地，战士们不再愁没弹药打仗，连孩子们都有新衣服穿了。有个从县城逃过来的货郎，看着根据地的集市感叹：“这里比城里还热闹，鬼子的封锁线，愣是没拦住你们过日子。”
李明远让人在各村镇设了“供销点”，周小满当总管，用账本记着谁交了多少棉花，换了多少粮食；谁采了多少草药，换了多少布。账本越记越厚，根据地的家底也越来越厚。
这天，军分区的通讯员来视察，看着铁厂浇出的枪管、纺织厂织出的布，眼睛都直了：“李营长，你们这是搞出‘工业革命’了啊！司令员说，要把你们的法子在全分区推广。”
李明远笑着递给他一把土造步枪：“您试试，准头差点，但能用。等咱的铁厂再大点，就能造大炮了——到时候，别说县城，就是鬼子的据点，咱想端哪个就端哪个。”
通讯员试了试枪，枪声在山坳里回荡。远处，铁厂的风箱还在“呼嗒”响，纺织厂的歌声飘过来，炸药坊的烟火在山洞顶缭绕——这些土得掉渣的工厂，正在悄悄改变着这片土地的命运。
李明远知道，打鬼子不光靠枪，靠的是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盼头。当根据地的炉火越烧越旺，当棉线织成的军装穿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当自己造的炸药能炸碎鬼子的炮楼，胜利就不再是遥远的事。
雨过天晴，阳光透过云层照在铁厂的烟囱上，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在蓝天下散开，像一条看不见的线，一头连着地里的庄稼，一头连着战士们的枪膛——这，才是根据地最坚实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