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接过手册，翻了两页，突然指着上面的图纸问：“这火箭筒的尾翼用的是木片？能不能换成钢板的？山地风大，木片容易被吹偏。”
“陈旅长提醒得对！”吴运铎赶紧记在本子上，“俺们用木片是因为省材料，回头换成薄钢板，再刷层清漆防水，保证精度更高。”
当天下午，晋察冀军区的李强也到了。这位留洋归来的无线电专家，背着个自制的电台，天线还缠着布条，一进门就喊：“明远同志，我带了个好东西！”
他从背包里掏出个拳头大的真空管，玻璃外壳里的灯丝还闪着微光：“这是咱自己造的电子管，能让电台的通讯距离从50公里提到100公里，而且抗干扰，日军的电台测向车抓不到信号。我听说你们在造飞机，这玩意儿装在‘猎隼’上，能让战机跟地面指挥部实时通话，打空战更灵活。”
李明远接过电子管，只见玻璃壳上刻着“晋察冀一厂”的字样，虽然做工不如进口的精细，但灯丝的亮度均匀，显然工艺已经成熟。“有了这东西，咱们的坦克、飞机、潜艇就能联成一张网，战场上哪里需要支援，一呼就到。”
李强却皱起了眉头：“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你们的电台用的还是手摇发电机，太费力气。我带了些图纸，能用汽车发电机改，只要坦克一发动，电台就能供电，还能给蓄电池充电，适合机动作战。”
傍晚的饭堂里，人才济济。陈赓给大家讲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战术，说哪种地形适合火箭筒发挥；李强和刘鼎讨论如何给榴弹炮装无线电近炸引信，让炮弹在目标上空爆炸，杀伤力更大；吴运铎则拉着孙师傅，琢磨怎么把铁路轨道钢锻造成火箭筒的筒身，既省钱又耐用。
李明远看着这热闹的场面，突然想起前世历史书上的记载：抗战时期，正是这样一群人——将军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工匠们在后方巧夺天工，科学家们在实验室刻苦钻研——才让中国的军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刘鼎的枪炮、吴运铎的炸药、李强的电台、陈赓的战术，还有无数像孙师傅这样的普通工人，他们就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推动着工业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提议，”李明远举起粗瓷碗，里面盛着晋省的小米酒，“为了咱们的新炮、新枪、新电台，也为了所有为这些铁家伙流汗流血的同志们，干一碗！”
“干！”碗沿碰撞的脆响里，陈赓的豪言、刘鼎的严谨、吴运铎的爽朗、李强的专注，都融在了酒里，也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夜深了，兵工厂的灯还亮着。刘鼎和李强在画无线电引信的图纸，铅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吴运铎在修改火箭筒的尾翼设计，铁皮在他手里被敲打成精巧的形状；陈赓则在沙盘上推演新炮的部署，手指在代表山脉的沙丘上移动，嘴里念叨着“这里放两门榴弹炮，能封锁整个峡谷”。
李明远站在车间门口，望着天上的星星。它们有的亮，有的暗，却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光。就像眼前这些人，有的是将星，有的是匠星，有的是科学星，虽然岗位不同，却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让这片土地不再受欺辱。
他知道，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星星”汇聚而来。或许是在东北搞军工的王崇伦，带着他的“万能工具胎”；或许是在江南造船的潘镜芙，带来军舰设计的新思路；或许是更多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点亮中国工业的星空。
东方泛起鱼肚白时，第一缕阳光照在新造的榴弹炮上，炮管反射出的光刺破晨雾，像一道希望的利剑。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孙师傅带着工人正在铺设新的铁轨，铁轨延伸的方向，是东北的黑土地，是江南的鱼米乡，是中国工业即将苏醒的每一个角落。
李明远握紧拳头，心里清楚：有这些匠星引路，有这些匠心铸锋，中国的工业之路，终将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