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临安城，沐浴在一片与众不同的蓬勃朝气之中。
这种朝气，不同于南方沿海特区那种外资涌入、高楼骤起的喧嚣与急迫，而是一种内生性的、扎实的、渗透到城市肌理甚至寻常百姓家的温暖活力。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薄雾，洒在修缮一新的青石板老街和日益增多的整洁楼房上时，城市的脉动便开始有力地跳动。
自行车流依旧汹涌，但其中夹杂的摩托车（许多是江记集团生产的“巡航400”）和崭新微型汽车牌明显多了起来。
早点摊热气腾腾，豆浆油条的香气里，人们谈论的不再只是家长里短和粮票肉票，多了些新鲜话题：
“听说老张家那小子，在江记新开的液晶厂当上了小组长，这个月奖金拿了三百！”
“西街李寡妇把她临街的房子改了，开了个小卖部，专门卖江记电脑旁边那些打印纸、色带，生意相当不错咧！”
“咱家那口子在江记的配件厂，说厂里又定了一批新机床，江记的！工会组织学操作，学会了的加工资！”
江记集团，这个扎根于临安的巨无霸，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工厂围墙。
它像一棵不断生长的参天大树，其繁茂的枝叶荫蔽了整个地区，而其发达的根系，则深深搅动并重塑了这片土壤。
最直接的表现是就业与收入。
江记集团及其带动的上下游配套企业、服务业，吸纳了临安及周边县市超过十万劳动力。
这里的普通工人工资远高于省内乃至全国平均水平，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让无数家庭摆脱了贫困，有了对美好生活的切实憧憬。
年底那两千多万的红包，更是成了全城津津乐道的传奇，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向往技术、崇尚实干。
更重要的是，江记的存在，如同一所巨大的“社会大学”和“创业孵化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
在山东省许多地方还在为国企改革阵痛、下岗分流焦虑时，临安人却早早地被卷入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生态中。
江记集团高效的管理、市场化的运作、对质量和创新的追求，影响着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
许多人不再是计划经济下被动等待分配的“螺丝钉”，而是开始有了“岗位”、“绩效”、“竞争”、“学习”的意识。
一些有想法、有技能的人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经验后，不再满足于只当雇员。
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江记这艘巨轮航行中产生的无数需求缝隙。
于是，临安城里，各种小型加工厂、配件作坊、模具店、物流运输队、餐饮住宿、技术服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有人专门为江记的汽车生产橡胶密封件，有人承包厂区绿化，有人开了针对技术工人的培训夜校，有人利用业余时间捣鼓出改进某个生产工艺的小发明卖给厂里……他们开始学着做生意，学着开工厂，学着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种创业精神，并非凭空而来。
一方面是江记集团自身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和示范效应（江辰鼓励内部创新和外部协作）；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江记的带动和影响下，也变得更加开明和务实，简化审批流程，提供小额贷款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整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悄然改善。
临安的城市面貌也随之日新月异。江记集团投资建设的员工住宅小区成了样板，带动了本地房地产开发的质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