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他，在很多年前的联合演习中。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您和他，真的有合作？”
“是的，上校同志。”江辰用熟练的俄语回答，态度不卑不亢，“主要是民用物资交换和一些工业设备方面的咨询合作。彼得罗夫将军非常关心部下的福祉和地区的稳定发展。”
他刻意突出了“民用”和“福祉”，并适时递上了与彼得罗夫合影的照片副本（当然是经过处理的、看不出具体地点和背景的版本）以及彼得罗夫亲笔签名（真假难辨但足够唬人）的合作意向书复印件。
科尔舒诺夫仔细看了看，脸色稍霁。“那么，您这次来切尔尼戈夫，又有什么‘民用合作’设想？我这里可不是百货商店。”
“当然不是，上校同志。”江辰诚恳地说，“我了解到贵部与切尔尼戈夫飞机制造厂有长期协作关系。
我集团旗下的电子公司，在显示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有一些进展。
我注意到，无论是工厂的研发部门，还是贵部的训练保障部门，都可能面临设备老化、技术更新缓慢的问题。”
他摊开产品目录，指向液晶显示器和电脑：“这些设备，或许可以帮助工程师更高效地进行设计模拟，或者帮助训练部门建立更直观的维修教学系统。
这完全是民用性质的效率提升工具。当然，我们也理解当前的经济困难。
我们愿意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是以部分易货贸易的形式，支持贵部和相关合作单位的技术升级。
我们看重的是长远的友谊和潜在的技术交流机会。”
科尔舒诺夫上校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他当然明白江辰的潜台词：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换取接近工厂技术体系的门路，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认可与庇护。
这比那些只想用美元廉价收购技术、甚至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西方豺狼，听起来要“温和”且“务实”一些。
而且，对方搬出了彼得罗夫……这层关系虽然不直接，但足以让人多一分考量。
更重要的是，团里乃至整个驻乌苏军的处境都很尴尬。
经费短缺，士气低落，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
如果能有外部渠道，以“民用合作”的名义，为部下或关联单位弄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升级指挥所的显示系统，或者为随军子弟学校弄几台电脑），对他这个团长来说，无疑具有吸引力。
“江先生，”科尔舒诺夫终于开口，语气依旧严肃，“我原则上不反对有益的民用技术交流。
但是，我必须强调几点：第一，任何活动必须在法律和军队纪律允许的范围内；
第二，不得涉及任何军事机密和敏感技术；
第三，所有接触必须通过正式渠道报备。如果你能做到，我可以安排你与厂里负责技术保障的同志，进行一次正式的座谈。
仅限于讨论民用显示设备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可能性。明白吗？”
“完全明白，上校同志！”江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这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
有了军方团级主官的“原则同意”和居中联络，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定程度的“监护”下，与工厂内更核心的技术管理部门接触。
这相当于获得了一张有一定分量的“护身符”和“介绍信”。
“具体的安排，我会让参谋长和你的人对接。”
科尔舒诺夫站起身，示意会面结束，“记住你说的话，江先生。在切尔尼戈夫，秩序仍然存在。”
离开军营时，江辰感到肩头的压力并未减轻，但方向却清晰了许多。
“老路”有时候恰恰是最有效的路。
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军方“监督”下，将“民用技术交流”这出戏唱好，并从中获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技术信息，还是进一步接触核心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