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刚过，安福里社区的老槐树下就聚满了人。李明踩着薄雪走来时，正看见光鸣虫们在树干上织网——不是普通的蜘蛛网，而是用光斑和记忆丝线织成的巨网，网眼处闪烁着无数细碎的画面，像把整座安福里的故事都摊开晾晒。
“李哥，您可算来了！”社区主任王大姐举着个红本子朝他招手，封面上“安福里家谱”五个金字在雪光里发亮，“光鸣虫说，今天要把新认亲的几家都编进去，还说您得亲自提笔写序。”
李明走近了才看清，光鸣虫织的网其实是幅立体的家族树，老槐树的枝干是主脉，分支出无数光带，每根光带都连着户人家。他的目光落在最粗壮的那根主枝上，光带里浮出张泛黄的照片：1950年的安福里，陈默老师穿着中山装站在槐树下，身边围着十几个年轻人，其中就有二十岁的父亲，那时他还是陈默的学生，手里捧着本《算术》，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这网是给家谱当插图呢。”王大姐翻开红本子，里面除了手写的世系表，每页空白处都粘着片透明的“光鸣虫翅膜”，“您摸摸，能显影。”
李明指尖触到翅膜，上面立刻映出画面：1963年，父亲背着生病的张大爷去医院，雪没到膝盖，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嘴里还哼着陈默教的《东方红》；1987年，自己趴在父亲膝头，看他在台灯下抄家谱，钢笔水染蓝了指尖，他说“咱们安福里的人，得知道根在哪”。
“光鸣虫说，这叫‘活家谱’。”王大姐指着网里团光晕，“上周从新加坡回来的陈家后人，凭着爷爷临终前说的‘槐树下有口井，井沿缺了个角’，一找就找到了自家的光带。您看，就是那根缠了红绳的。”
李明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根光带里，个戴礼帽的老人正对着井口落泪，光鸣虫往他手里送了片槐树叶，老人突然笑了，从行李箱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半块井砖——正是当年他爷爷离开时敲下来的，砖缝里还卡着片1946年的《申报》。
“陈爷爷说，当年走得急，只来得及带这个。”王大姐感慨，“光鸣虫把井砖的纹路和家谱上的记载一对，分毫不差！老人当场就给槐树磕了三个头，说‘总算找着家了’。”
这时，光鸣虫突然骚动起来，织网的速度加快，主枝上冒出根新的光带，往李明脚下延伸。他低头，看见光带里映出今早的画面：小雅背着书包出门，回头说“爸，晚上我想吃您做的糖醋排骨”，阳光落在她的羊角辫上，像镀了层金。
“这是……”李明有些怔忡。
“光鸣虫说，该给小雅上谱了。”王大姐把红本子递给他，“您看，这页空着呢。陈默老师的序写在第一页，说‘安福里的家谱，从来不是血缘的牢笼，是善意的纽带’，您得接着往下写。”
李明翻开第一页，陈默的字迹力透纸背：“余居安福里三十载，见惯离合，深知所谓家族，非独姓氏血脉，更在晨昏相照、急难相扶。故立此谱，记善行，忘嫌隙，使后来者知，此处有爱，即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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