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的晚风带着槐花的甜香，新城区回迁房的社区广场上，光鸣虫们正围着一盏盏灯笼飞舞。灯笼是街坊们亲手扎的，有的糊着老报纸，有的贴着孩子们画的画，光鸣虫在灯笼纸上投出流动的光斑，把老安福里的夏夜和新社区的星空连在了一起——1985年的槐树下，张奶奶摇着蒲扇给孩子们讲《聊斋》，吓得小宝往她怀里钻；2024年的广场上，张奶奶的重孙女举着灯笼追萤火虫，笑声惊飞了树梢的麻雀，两个画面在光斑里重叠，连槐树叶的影子都一模一样。
“李哥，快来！‘记忆星河图’挂起来了！”老张站在社区服务中心的房檐下喊，手里牵着根粗麻绳，绳上串着数十个透明的玻璃罐，每个罐子里都装着几只光鸣虫，罐壁上贴着泛黄的照片：有王大爷年轻时的军装照，有张桂兰炸丸子的灶台，有周晓爷爷定亲时的银镯子……光鸣虫振翅的微光透过玻璃，在地上投出细碎的星点，像把整个安福里的记忆都撒成了银河。
李明走过去，指尖碰了碰其中一个罐子。罐子里是张褪色的粮票，1976年的，上面印着“叁市斤”。光鸣虫立刻在票面上映出画面：李叔攥着这张粮票，在供销社门口等了整整一上午，就为了给生病的儿子换两斤白面，排在他身后的陈嫂子偷偷塞给他半块红薯，说“先垫垫”。“李叔现在还总说，”李明轻声道，“那半块红薯比白面还香。”
“可不是嘛。”老张往罐子里添了片银杏叶，是从老城区带来的，叶纹里还留着光鸣虫绣的笑脸，“上周社区给独居老人送菜，李叔非要多领一份，说‘给隔壁王奶奶带的，她牙不好，得吃软和的’，跟当年陈嫂子塞红薯一个样。”
光鸣虫像是应和，突然让所有玻璃罐里的画面同步流动起来：老胡同的晨雾里，有人挑着担子吆喝；新社区的路灯下，有人给晚归的邻居留门；老槐树下的棋局还没下完，新广场的广场舞已经跳了起来……这些画面在星点里交织，像条没有尽头的河，把过去和现在泡成了一坛醇厚的酒。
小雅举着个玻璃罐跑过来，罐子里的光鸣虫正映出她昨天在游乐场的样子：她坐在旋转木马上，林薇在下面给她拍照，阳光落在旋转木马的鬃毛上，亮得像镀了金。“虫儿把旋转木马变成老槐树啦！”小雅指着光斑笑，果然见旋转木马的轮廓渐渐变成了老槐树的形状，她骑的“白马”，竟成了当年王大爷架着她的脖子。
林薇跟在后面，手里拿着本厚厚的相册。这是社区刚编好的《光痕记忆集》，里面贴着街坊们提供的旧照片，每一页都留着空白，光鸣虫在空白处“补”上了新画面：1990年张姐和妹妹抢电视遥控器的照片旁，是现在她俩带着各自的孩子在社区影院看电影的样子；1982年陈大爷在胡同口修自行车的照片下，是他儿子给社区共享单车打气的画面……“你看这页，”林薇翻开其中一页，“是你小时候在老井边玩水的照片，光鸣虫补了现在小宝在喷泉边踩水的样子，连溅起来的水花形状都一样。”
李明看着照片里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男孩，忽然想起光鸣虫在“记忆根系图”上绣的那句话：“所谓传承，不是重复过去，是让温暖的模样，换种方式继续生长。”就像老井变成了喷泉，木车变成了共享单车，蒲扇变成了空调，但那份“给别人留份暖”的心思，却像光鸣虫翅膀上的光斑，从未变过。
晚上八点，社区的露天电影开始了。放的是部老片子《咱们的牛百岁》，银幕是光鸣虫用光斑拼的，比普通银幕大了三倍，连胶片的划痕都清晰可见。街坊们搬着小马扎围坐，张奶奶的重孙女坐在李叔腿上，指着银幕问“爷爷，他们在干嘛呀”，李叔的手顿了顿，像想起了什么，轻声说：“他们在凑钱给队里买牛，跟当年咱们凑钱给张爷爷治病一个样。”
光鸣虫突然让银幕上的画面和现实重叠：银幕里的人在分粮食，银幕外的张姐正往邻居碗里夹西瓜；银幕里的人在修水渠，银幕外的陈哥正帮着疏通社区的排水沟；最动人的是银幕里的牛百岁笑着说“人心齐，泰山移”时，银幕外的王大爷突然跟着念叨，声音不大，却让周围的人都红了眼眶——这话，他当年在拆迁动员会上也说过，那时他拍着胸脯保证“咱们街坊，到哪儿都是一家人”。
电影散场后，光鸣虫们突然往夜空飞去，玻璃罐里的星点跟着升腾，在天上组成了个巨大的螺旋。螺旋的中心是老安福里的轮廓，边缘则是新社区的高楼，无数条光带从中心延伸出来，像给城市系了条发光的围巾。“那是‘守瞳者’的符号！”周晓指着螺旋惊呼，“陈默老师笔记里画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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